膚施縣衙內堂，幾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將二堂外的院落團團圍住，縣中的衙役一個個被推搡到一邊，臉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樣。
院落當中，一張舒適的靠背椅上穩穩端坐著一個人，臉上頗帶著些從容不迫的神色，卻正是延州節度衙內都指揮使，延州節度使高允權的兒子高紹基。
高紹基今日來，是來尋膚施縣令秦固的晦氣的。
北臨黨項地界，延州境內的流民問題始終是困擾延州軍政當局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自從高允權的父親高萬金時代開始，銀夏地區的原住民就開始不斷南逃延州，後唐同光年間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內鬨出來一次大範圍的饑荒，一次性餓死了將近十萬人，延州原本也算是個邊陲大郡，經那一次後元氣大傷，至今仍沒能夠恢複過來。
對於延州而言，流民問題和黨項的問題威脅同樣嚴重，這些流民不斷地消耗著延州的資源儲備，使得延州的經濟狀況始終得不到喘息的機會，也使得延州始終處於一種危機狀態中，無論是擴軍還是屯田，都隻能想想，卻做不起來。
高萬興如此、高萬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權，同樣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經經曆了數次改變了，後唐年間那次饑荒之前，延州幾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這些流民當時因為延州官方對他們采取了賑濟的政策，便常駐不走，這樣一來漸漸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個流民大營。
這些外地流民不但帶來了黨項人的敵視，同時也帶來了疾病和瘟疫。
因此沒過多久，延州方麵就告誡這些難民，他們必須離開延州。
結果是流民在幾個中堅分子的帶頭下揭竿而起，一度圍攻延州城未遂，結果搶劫了延州附近的豐林縣，而後一哄而散。
在那次教訓以後，延州軍事當局便開始對流民不報好感，這許多年以來，延州的文官係統一直希望能夠利用流民的廉價勞動力來推動本州的農業和人口展；而軍方則一直在驅趕和殺戮那些進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軍方之間關於流民問題的這種政策性爭執綿延了幾十年。
幾十年來雙方一直未能就此問題達成過妥協。
按道理來說，流民問題牽涉廣大，屬於民政事務範疇，而民政卻又恰恰是文官的權力範疇。
但是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全國的文官政府體係被一百零八個節度使藩鎮所取代，軍閥林立的結果便是，自大唐貞觀年間開始在數代君臣的小心嗬護下建立起來的以科舉製為基礎的文官體係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和打擊，直至今天也仍然沒有恢複元氣。
然則事物都有兩麵，即便是軍閥，也沒有辦法真正做到上馬治軍下馬治民。
畢竟軍隊最擅長的還是破壞而非建設，因此在任何一個藩鎮中都不可能完全沒有文官的存在，黃巢那樣根本不考慮建設和政權穩定性的流寇卻又要另當彆論。
在這種情況下，軍人團體和文官團體的權力之爭便變成了很常見的事情。
這種權力鬥爭在任何一個稍具規模的藩鎮內部都存在，隻不過表現模式和劇烈程度各有不同罷了。
延州的這種情況也是由來已久，隻要藩鎮們任用文官來主持轄境內的民政事務，就不可避免地要擴大文官的權限，而這在客觀上又必然會導致軍方的利益和權力受到挑戰。
雙方的矛盾一旦產生，便不容易消弭。
在雙方的這種鬥爭中，軍方因為握有最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因而占有天然的優勢。
每當雙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調和的時候，藩鎮往往會犧牲文官的利益而遷就軍方的態度。
這個時候的文官集團就麵臨妥協或滅亡的命運。
最起碼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絕大多數文官集團在這種時候會選擇妥協求存以待來日，掛過四朝相印的馮道便是這些文官中的傑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爭當中，文官集團唯一的一次占據相對優勢是在後晉天福年間，著名的兒皇帝石敬瑭掌國時間在五代的皇帝當中相對算比較長的，加上石重貴的那幾年前後有十年的時間，這十年時間內中原的局勢相對穩定，中央政府的權威日益增強，對邊疆地區的控製也隨之增強，而天下文官集團同氣連枝的性質更刺激了延州藩鎮內部文官力量的增強。
當時的延州節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采取了與文官集團結盟以壯大自己權勢的策略，導致後晉年間文官集團在延州的言權一度達到鼎盛時期。
目前延州九縣的所有縣令縣丞縣主簿和縣尉都是當時任命的，文官集團把持了地方實權。
但是這種情況直接觸犯了延州軍方的利益，心懷不滿的軍隊動了兵變，奪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長高允權抬出來領頭，將周密趕到了東城。
原本這種幾乎等同於公然聚眾造反的行為必然將導致後晉朝廷的討伐，但當時麵對契丹強大軍事入侵的後晉朝廷根本沒有實力再派出軍隊平叛。
兵變爆時，石重貴政權已經在契丹麵前轟然倒下，這也是延州的軍人們敢於公然對抗周密的前提。
這次兵變的結果是以李彬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團再次妥協，在與高允權進行了秘密協商之後，延州的文官集團放棄了對周密的支持，轉而支持高允權，同時，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權內部的活動能力為高允權與新興的中原霸主劉知遠建立了聯係，成功解決了高允權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而作為回報，高允權對於文官集團在後晉年間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確認，不再進行秋後算賬。
高允權此人世居延州，對延州的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其本人並不善軍伍，更像一個文官。
因此高實際上是延州士族延州軍方和延州文官之間妥協的一個產物。
高允權一麵小心翼翼地在延州軍方和延州文官集團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一麵逐漸地將一些軍方元老重將排擠出軍隊，而以自己的親朋故舊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麵則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時在自己的節度府中培植一些親信文官作為預備資源，在各縣長吏出缺的時候見縫插針將這些年輕文官補充進去，一步一步奪取延州的實際主控權。
xiaoshubao.net?[小書包小說網網]??因此高允權通過自己的兒子高紹基逐漸將軍權控製在手中，同時不時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節度當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嚴禁延州軍方任何人做出敢於冒犯李彬權威的事情。
事實上也確乎如此，高允權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夠被中原的皇帝所認定，並不是因為高家的實力有多麼強悍，而是因為李彬的存在始終令汴梁方麵感到放心。
控製汴梁的軍閥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是控製汴梁的文官集團卻是雷打不動，在這種諸侯紛爭的亂世，文官集團的生命力要明顯強於他們所效忠的藩鎮本身。
因此高允權很清楚，得罪軍方會招致眼前的禍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團從長遠角度來講對高家更加的不劃算。
他試圖在這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那便是將軍隊和文官都變成自己私人的勢力，用這種手段，將可以保證高家勢力在延州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