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十二日，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聲討司馬氏，二十五日，大將軍司馬師督師征討淮南。經過幾番激戰，毋丘儉戰死，文欽逃往孫吳，然而，司馬師在這場戰爭中被文欽之子文鴦驚得眼球掉落，病上加病。“叛亂”平息不久，司馬師在許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難保，就派人從洛陽叫來了司馬昭，對他說：“我估計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將軍印。”話未說完，司馬師一命嗚呼。消息傳到宮中，曹髦大喜。他意識到這是奪權的好機會，於是一麵下詔命司馬昭留守許昌，讓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一麵著手籌劃宮廷政變。不料，司馬昭識破了曹髦的計策，他率領軍隊回到了洛陽。這樣一來，曹髦的計劃落了空。為避免引起更嚴重的禍亂，他隻好接受既定事實，於二月初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從此，司馬昭獨掌大權。一次寶貴的翻身機會，就這樣與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十二日，東吳大將孫峻率軍號稱十萬開至壽春。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率部迎擊，斬殺吳左將軍留讚，並將捷報送到京都。三月，冊封皇後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後卞氏之父卞隆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七月，任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15]八月二日，西蜀大將薑維率師進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經領兵在洮西迎戰，大敗，隻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長水校尉鄧艾代理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聯兵抗蜀。九月十九日，派太尉司馬孚率精銳部隊增援。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學完《尚書》，對執經講課的司空鄭衝、侍中鄭小同等人分彆予以賞賜。二十五日，薑維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詔說：“我由於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敵寇的暴虐，以致蜀賊進犯和洮西之敗。將士們在此役陣亡者數以千計，或拋屍於疆場，冤魂難返；或戰敗被俘，流落於異域。念及於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為陣亡將士們哀悼。現特令陣亡將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農和安撫夷二護軍以及各部官員到他們家中去慰問，給予撫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賦役。在戰鬥中英勇殺敵壯烈犧牲者，按先例申報予以嘉獎，不得遺漏。”十一月二十七日，鑒於隴右四郡及金城等地連年兵災，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親戚又恐懼不安的情況，朝廷宣布對這些人一律赦免無罪。
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詔說：“數月前洮西大戰的時候，我方將士有的英勇戰死沙場，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屍骨都無人收拾，棄於荒野。我常為這件事難過。今特告征西、安西兩將軍，各令部下到戰場舊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尋找我方將士屍體，一一收殮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曹髦常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鐘會等大臣在太極東堂講經宴筵並作文論，並稱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馬望和鐘會各有名號。曹髦性急，請人前來就希望快點到達，因為司馬望在宮外任職，就特地賜給他一輛追鋒車和勇士五人，每當有集會，就奔馳而至。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極東堂宴請群臣，並和諸位儒生討論夏少康與漢高祖劉邦的高下，最終定論以少康為優。[20]一開始，曹髦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讚、袁亮、鐘毓，給事中中書令虞鬆等一起講述禮典，說著便談到了帝王優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於是問荀顗等人：“夏已衰敗，相被殺害，少康聚集夏的遺老遺少，光複禹的功績；高祖在田地中超拔於眾人，驅使豪傑俊才，消滅秦、項，包舉宇內；這兩位君主可以說都是有特殊才略的舉世大賢。考察他們的功德，誰應該排在前麵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鎮國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聖賢般的美德順應時機，這樣之後才能接受天命創立基業。至於承接前代的功業，重興舊功績，創造和因襲，難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雖然美好，仍然是中興之君，和漢世祖（光武帝劉秀）相提並論是可以的。至於說漢高祖，臣等認為他優於少康。”[
曹髦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功績、德業、言論、行為，各有優劣短長，不一定創業之君都優秀、繼任者全低劣。湯、武、高祖雖都是受命於天，賢聖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懸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興的美好，夏啟和周成王守文之興盛，評定美德比較實績，放到漢高祖那裡去對照，我看到前者之長而未聞前者之短；隻是前後兩者遇到的時代不同，所以後人評定的功名殊異罷了。少康在國家滅亡後出生，身份降低為諸侯的奴隸，跋涉奔波四處逃難，僅僅保全了自己，（但之後）能夠布施德行大用謀略，最終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成功恢複了大禹的功業，祭祀夏祖並在祭天時以祖先配祭，不喪失舊物，不是極大的美德極廣的仁義，豈能建立這樣的功勳？漢高祖趁著秦朝土崩瓦解的態勢，倚仗一時的權術，單純憑借智謀和武力來成就功業，一舉一動，大多違反了聖人的法度；作為人家的兒子卻多次使父親處於危險中，作為君主卻將賢明的宰相囚禁，作為父親卻不能保護好自己的兒子；去世之後，國家幾乎滅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換所處的時代，也許不能複興大禹的功業。由此說開去，應該以夏少康為高而認為劉邦位居其下。各位愛卿細細討論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課業已經講授完畢，荀顗、袁亮等人說：“上古三代封邦建國，分裂國土來治國，到它們衰敗的時候，沒有土崩瓦解的態勢，可以用道德懷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戰國，弱肉強食，遠離道德專憑智謀武力，所以秦衰頹時可以用武力爭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傑；高祖憑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傑。仁與智不同，兩位君主自然大相徑庭。《詩經》《書經》中述說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於大雅；少康功績美行超過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確的。少康更優秀，應當像您說的那樣。”
崔讚、鐘毓、虞鬆等人議論道：“少康雖然積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遺留下的恩澤和幸福，在內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幫助。寒浞邪惡，不對百姓施行德政，澆、豷沒有親近之人，外部內部都拋棄了他們。因此少康擁有了國家，是有可供憑借的條件的。至於說漢高祖，從布衣百姓間興起，率領烏合之眾，來成就了帝王的功業。評定德行那麼少康更優秀，考核功績那麼漢高祖更勝一籌，說憑借的本錢那麼少康處境較易，比較時代那麼漢高祖更難。”
曹髦說：“諸位愛卿評論說少康憑借已有的本錢，高祖則從無到有進行創造，的確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憑借仁德勳業成事是那樣艱難；秦項之際，憑借武力成就功業成就功業是那樣容易。況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漢高祖功勞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況且仁者一定有勇氣，誅殺暴君必須動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輝煌，難道一定不如漢高祖嗎？隻是夏代古書散佚，舊時的文字缺失，所以豐功偉績缺失無載，隻有伍員粗略陳述了大概情況，他說恢複夏禹的功績，不喪失舊物，效法祖先聖業，舊時的好章程不弄錯，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誰能和他相提並論？假使讓三墳五典都留下來，少康的行為詳細記載下來，難道還會有異議嗎？”
說到這，大臣們都心服口服。中書令虞鬆上前說：“少康的事，離當代很久遠了，相關古文無人了解，因此從古至今，評論家們沒有談到的，嘉言懿德隱沒不見。您既然用心以古為鑒，貫通古今，又說出善言，讚揚凸顯少康的傑出，使他的光彩在曆史長河中閃耀，應該記下您的話成為文章，永遠垂範後人。”
曹髦說：“我學識不廣博，了解得淺薄狹隘，害怕自己說得不對；縱使有值得采納的地方、料事能與實際相符，仍不值得重視。加以記載，隻怕會在後世賢達中招來笑話，顯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鐘會退下後才評定編次記載下來。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四月十日，曹髦來到太學，問學者們：“古代的聖人得神明之助，觀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陰陽八卦；後來的聖賢進而發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數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間之大義，無所不備。但那部書的名稱卻前後不一，夏時稱《連山》，殷代稱《歸藏》，周朝又稱《周易》。《易經》這部書，到底是怎麼回事？”
易博士淳於俊回答說：“遠古時代伏羲氏依據燧皇之圖而創八卦，神農氏又將其演進為六十四卦。此後的黃帝、堯帝、舜帝又各有變動，三代都依據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對它進行補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稱為《連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雲氣，連接天地；把它稱作《歸藏》，意思是說天下萬事莫不隱於其中。”
曹髦又問：“如果說是伏羲氏根據燧皇的圖案而創立《易經》，那孔子為何不說燧人氏之後的伏羲作《易經》呢？”淳於俊答不出來了。[30]曹髦進而問：“孔子為《易經》作傳（《彖傳》《象傳》共十篇），鄭玄為《易經》作經注，雖然他們是不同時代的聖賢，但對《易經》經義的解釋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傳》《象傳》，不和《易經》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與鄭玄的注文連為一體，這又是什麼原因？”淳於俊說：“鄭玄把孔子的傳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於學習《易經》者明白好懂。”
曹髦問：“說鄭玄把傳和注結合起來是為方便和理解《易經》，那在他之前的孔子為何不把他的傳與文王所作的《易經》合在一起呢？”淳於俊答：“孔子擔心把他的傳和《易經》合在一起會引起混淆，所以沒那樣做。這說明聖人是以不合表謙虛。”
曹髦問：“如果說聖人以不合表謙虛，那鄭玄為何獨獨不謙虛呢？”淳於俊說：“古代經典意義弘深，聖上您所問的又如此深奧玄遠，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釋清楚的。”
曹髦又問：“《易經》中《係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而治天下。’遠古伏羲、神農之世人們還不曾有衣裳，聖人以德教化天下，為什麼差彆這麼大呢？”淳於俊回答：“遠古三皇時代，世上人少而禽獸多，所以得到的獸皮羽毛就足夠人們穿用了。到了皇帝時代，變得人多而獸少，人們隻好製作衣裳以根據不同季節穿用。”曹髦再問道：“在《易經》中乾代表天，而複為金、為玉、為老馬，這不是說又和微小的東西一樣了嗎？”淳於俊說：“聖人取其意象，故有時可遠，有時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種東西，遠者則取天地。”[
講完《易經》，曹髦又命學者們講《尚書》。他問道：“鄭玄說：‘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說：‘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三種意思並不相同，哪一個才算是正確的呢？”[35]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說法，各有其側重之點。我們作臣子的不好說哪個正確哪個不正確。然而《洪範》篇說：‘三人占卜，從兩個人的說法。’既然賈、馬與王肅等人都以為‘順考古道’為是，那按《洪範》的說法，應以王肅的說法為優。”
曹髦又問：“孔子說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所以至善至美，在於他順應和參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並不是堯的目的。現在我們探究其含義以明確堯帝的聖德，舍其大而言其小，這可以說是作者的意思嗎？”庾峻答：“臣隻是遵奉老師教過的說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義。至於兩種說法如何統一起來，還取決於聖上自己的判斷。”
接著又談起堯舜時代四嶽舉鯀之事。曹髦問：“作為聖賢的君主，應德才兼備，公正無私，明察秋毫。今王肅說：‘由於堯不了解鯀，所以對他加以試用。’如此說來，聖人在觀察人物、考慮問題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雖然聖人的賢明非常人可比，但他們畢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這樣說：善於識人者是哲人，但對帝王來說辦好這件事是很困難的。但堯帝最終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誤，將自己的帝位傳給了舜，所以他不愧為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