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說：“若說有善始又能善終，這隻有聖人才能做到；如果連個好的開端都沒有，又怎能稱之為聖賢呢？禹說辦好這件事對帝王來說是很困難的，然而最終堯帝還是廢去不肖之人，改授聖賢，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經》上說：知人者為聖哲，能選拔賢能的人做官。若堯對鯀的品德沒有把握，試用長達九年，使得在繼位者選擇上失去了章法，這又怎能稱得上是聖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讀經卷認為，聖人辦事也不是沒有一點失誤。所以就出現了堯帝信用鯀、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誤。周公失誤於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誤於錯誤對待宰予。”
曹髦說：“堯任用鯀治水，九年沒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亂糟糟，給百姓帶來痛苦和災難。至於仲尼失誤，不過是宰予言行之間的事，與堯用鯀的失誤有著本質的區彆。說到周公和管、蔡之間的複雜關係，本來在《尚書》中都有記載，作為博士應該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說：“這些事都不是先賢們能說清楚的，臣下孤陋寡聞就更難以細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著，曹髦和群儒探討起《尚書》所言“有鯀在下曰虞舜”一句話的意思。曹髦問：“在堯做首領的時代，天下洪水泛濫，又有四凶在朝為虐，當時急需選拔任用賢明的君主來解救受難百姓。舜當時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影響，世人也都知道他是個有仁德的賢者，可他卻長期得不到重用，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庾峻回答：“堯帝也曾谘詢四嶽以征求賢者，想禪讓自己的帝位。四嶽告訴他如果挑選一個仁德不足的人會辱沒你這個帝位的。堯又讓他們舉薦那些貧賤無名的賢士，於是他們舉薦了舜。所以說舜被四嶽舉薦，主要原因還在於堯，堯這樣做是為了讓天下人都滿意啊！”
曹髦說：“堯已聞舜的賢名而不提拔，同時對一些忠臣也未見重用，最後還是讓四嶽向他舉薦貧賤無名的賢者時才推舉了舜，這豈不是說堯並非急於選用賢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難百姓麼？”庾峻搖搖頭：“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問題了。”
繼而曹髦又令學者們講《禮記》。他問：“《禮記》上說‘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同樣是治理天下，為什麼政策和手段不一樣呢？應該采取何種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報呢？”博士馬照回答說：“所謂太上立德，是說遠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眾，治理天下；所謂其次報施，是指後來的堯、舜、禹時代以禮法治理天下。”曹髦又問：“上述兩個不同時代帝王們對民眾施以教化的深淺各有不同，這是因為帝王們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還是時代使然？”馬照肯定地回答：“當然是各自所處的時代造成的。誠如人類發展有原始時期和文明時期，故而帝王們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這一年的五月，鄴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稱有甘露，於是六月初一，改年號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將軍司馬昭為大都督，給他上朝奏事隻報官職不報姓名的殊榮，並授予他統領全國各路兵馬和京師內外諸軍的黃鉞。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為太尉。十月，封司空鄭衝為司徒、尚書左仆射盧毓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來到國學館，命群臣賦詩。侍中和荄、尚書陳騫等人作詩時拖延時間，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們的官職。曹髦說：“我是不太聰明的人，卻比較愛好風雅，今天讓群臣即席吟詠，不過是想從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們不能理解我的意圖，說得不著邊際。這次就原諒了和荄等人，從今以後群臣都應認真鑽研古書的含義，弄明經典的意旨，這樣我才會高興。”[45]五月五日，諸葛誕在淮南發起勤王，討伐司馬昭，司馬昭挾持曹髦和郭太後征討淮南，於次年鎮壓，斬殺諸葛誕。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詔說：“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這是古代堯、舜、禹三代樹立風範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應推舉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給予極高的榮譽，不斷請他們對國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導，把他們的德行言語記錄下來，然後全國都仿效他們，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現在我們就該找出這樣仁德兼備的長者，來作為三老、五更的人選。關內侯王祥，曆來以仁、義的標準修身處事，溫文爾雅；關內侯鄭小同，溫良恭儉，依禮而行，都是當今著名的賢者。朝廷決定推舉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詔令發布後，曹髦親率有關朝臣，按照古代的習慣舉行聘任禮儀。
曹髦見自己權力威勢日漸削弱，感到不勝忿恨，於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裡，命冗從仆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在陵雲台部署甲士，[48]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日我將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去討伐他。”王經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借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應該重新加以詳細研究。”曹髦這時就從懷中拿出黃絹詔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就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後。王沈、王業跑出去告訴司馬昭，想叫王經與他們一起去，但王經不去。
甘露五年五月己醜日（260年6月2日[49]），曹髦拔劍登輦，率領殿中宿衛和奴仆們呼喊著出了宮。在東止車門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馬昭的弟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及其部眾，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嗬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都嚇得逃走了。中護軍賈充從外而入，迎麵與曹髦戰於南麵宮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拚殺。眾人想要退卻，賈充之軍將敗，騎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濟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麼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於是成濟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把他弑殺於車下。[49]曹髦死時尚不滿20歲。
司馬昭聞訊，大驚，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馬孚奔跑過去，把曹髦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曹髦死後，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尚書左仆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人們議論說我陳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來您不如我陳泰。”但子弟們裡裡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這才不得已而入宮，見到司馬昭，悲慟欲絕，司馬昭也對著他流淚，說：“玄伯，您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隻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於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其他辦法。”陳泰說：“我說的隻能是這些，不知其他。”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因過於悲慟，不久吐血而死。
五月初八日，司馬昭威逼郭太後下旨，大意是說：當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這個太後數次嗬責都不奏效，後來和大將軍司馬昭商量要廢立之，大將軍認為他年幼無知，但還可以雕琢，要以觀後效。但沒想到他得寸進尺，還拿弓箭射我的宮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麵前。我前後數十次讓大將軍廢立他。曹髦知道後，賄賂我的身邊人打算下毒藥害我。後來事情敗露，就要出兵入西宮殺我。幸虧大將軍及時知道，而他自己混雜在士兵之中，被大將軍的將士殺死。這小兒“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應當“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51]由於曹髦死後被褫奪皇帝封號，因此其在位期間的年號均為高貴鄉公某年。[
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稱“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於是在五月十六日將高貴鄉公葬於洛陽西北三十裡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麵而泣，悲不自勝。
不久，司馬昭以“教唆聖上”、“離間重臣”等借口殺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經。《魏書》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戶，時隔快二十餘天，司馬昭又因群情激憤，誅殺了成濟三族，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被軍士從下亂箭射殺。
孫盛《魏氏春秋》：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55]
鐘會：才同陳思，武類太祖。
陳壽：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55]
石苞：1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