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開頭寫道：……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對話一來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湧來。
話本的樣式，一條舊轍，今日之輪滑落進去，仍舊順達，新異。
放棄“心理層麵的幽冥”，口語鋪陳，意氣漸平，如何說，如何做，由一件事，帶出另一件事，講完張三，講李四，以各自語氣，行為，穿戴，劃分各自環境，過各自生活。對話不分行，標點簡單——《喧嘩與騷動》，文字也大塊大塊，如夢囈，如中式古本，讀者自由斷句，但中式敘事，習染不同，吃中國飯，麵對是一張圓台，十多雙筷子，一桌酒，人多且雜，一並在背景裡流過去，注重調動，編織人物關係；西餐為狹長桌麵，相對獨立，中心聚焦——其實《繁花》這一桌菜，已經免不了西式調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種，水土，價值觀念的差異。
《繁花》感興趣的是，當下的形態，與舊文本之間的夾層，會是什麼。
西方認為，無名講故事者，先於一切文學而存在，論及中國文學，“擺脫說書人的敘事方式”，曾是一句好話；有論者說，中西共有的問題是——當代書麵語的波長，缺少“調性”，如能到傳統裡尋找力量，瞬息間，就有“閃耀的韻致”。
在一篇專訪裡，貝聿銘問記者，能否說上海話，貝聿銘說：“說上海話好，因為我普通話說得不太靈，說上海話比較容易點，那講上海話吧。”
接下來，貝聿銘想必是用“較容易點”的母語(“上海書麵語”)，詳談了他的專業——“世界建築樣式之變”——“米芾山水畫之靈感”——“永恒建築的意義”。
在國民通曉北方語的今日，用《繁花》的內涵與樣式，通融一種微弱的文字信息，會是怎樣。
《繁花》長時期在一個語境裡徘徊，也使部分讀者，長久陷入這個氛圍中。有一個朋友說，看書看報紙，“也用《繁花》的口氣去讀，真受不了。”這是我沒意識到的結果。我的初衷，是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舊時代每一位蘇州說書先生，都極為注意聽眾反應，先生在台上說，發現有人打嗬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艙，或小客棧菜油燈下，連夜要改。我老父親說，這叫“改書”。是否能這樣說，作者的心裡，也應有自己的讀者群，真誠為他們服務，我心存敬畏。
我希望《繁花》帶給讀者的，是裡的人生，也是語言的活力，雖我借助了陳舊故事與語言本身，但它們是新的，與其他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