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絆於崎道，怪石乎？怪履乎？怪道乎？”路人在崎嶇的山路上被絆倒，是要怪石頭不長眼，怪鞋子不堅固，還是怪山路崎嶇難走？
如泉水注入玉石製的杯盞，水花四濺，叮咚清泠——那聲音激得人精神一振，宛若被濛濛細霧環繞，說不出的涼爽。
如此特彆的聲音，聽之難忘，曹操幾乎在第一時間認出對方的身份，凝目往那個方向看去。
先前因為視角所限，未曾看清的麵孔，如今因為起身的動作，儘數展現在他的眼皮底下。
朗朗如月，皎皎如玉。
確是他在京郊見過的崔家小郎。
曹操複而坐下，取過早已空了的酒壇，攝在手中。
不起眼的角落，崔頌在忍無可忍地頂了何進一句後，若無其事地坐下，繼續呷酒。
何進被這突然發作弄得愣了下，過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自然是怪自己了。”
山路再怎麼難走，會被絆倒也是自己的原因，難道還要去怪一個死物？
卻見旁邊少年側目而視，擲盞而笑：“既如此，為何還要怒叱宦官之製？”
何進道：“此二者有何聯係？”
“宦官當政，起於和帝，”崔頌又給自己滿上一杯，“所謂宦官，不過為和帝手上一柄刀耳。後人借刀，孱弱無力，無以用，反而傷及己身。不怪己，怪刀，何也？”
宦官之所以能把持朝綱，最初是漢和帝給他們的權力。可漢和帝之所以提拔宦官，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鏟除囂張跋扈、連皇族宗室都不放在眼裡的外戚。在漢和帝的年代，宦官，對他而言隻不過是一把鋒利聽話的刀罷了。後來的小皇帝想要遏製外戚，就學漢和帝的手段，在宦官中培養自己的親信。縱容而不抑製，偏寵而不防備，在漢和帝時代戰戰兢兢、不敢為禍的宦官集團，百年後終是變得猖狂起來。
這要怪誰？怪製度本身嗎？
可笑。任何製度都有好的一麵與壞的一麵，與時俱進，因時而改，從來沒有什麼“絕對正確”一說。
世道混亂，不怪製度，應當怪使用製度的人。
不知進取，不懂變通，不會改革，隻一股腦地把錯怪在一件死物上，怨天尤人恨社會，這算什麼道理？
學過辯證主義唯物價值觀的崔頌實在不能容忍何進那些非黑即白的言論，更不能接受他在言辭間透出的沙文主義。
“窮鄉僻地，與世隔絕，一條河橫亙內外。鄉人無從過河，無橋可過，終日困於荒蕪之地，坐井觀天。有人造橋，造福鄉人，然橋年久失修，無人願出資修葺，橋塌了，當怪罪於誰？鄉人耶？造橋者耶？”
宦官製度就像是橋，最初對東漢的統治大有裨益。可以說，如果漢和帝不提拔宦官為自己奪權，以東漢皇帝繼位時的幼齡，東漢政權早不知道被外戚毀成什麼樣了。然而隨著時間的增長，橋老化了，宦官之製的弊端也就逐漸展現出來。後人不思改良製度，任憑弊端惡化，把宦官們養成一匹不遜於外戚的惡狼，貪汙受賄、攻訐士人，將大漢政權攪得一團糟。這要怪誰？開創宦官參政製的漢和帝？
曹操聽得入神。他的父親作為宦官嗣子，從小在宦官家庭長大的他可以說是相當了解這一群體。
弊病自然有，可要把漢室傾頹的罪過全部扣在宦官頭上，那簡直是笑話。
製度未改，就先把宦官除儘，不說宦官會不會臨死反撲，光說內宮的運作，必將全然癱瘓，介時產生的混亂，絕不比現在少。
是以，儘管他一直以士人的立場自居，儘管他明知道自己身份微妙，被大將軍與眾多士人排斥，他還是在公開的場合，在諸多策士麵前，直言“若欲治罪,當除首惡”。
結果被何進與袁紹反嘲了一臉。
心塞了很久的曹操，未曾想到會在一個尚未及冠的少年人的口中聽到與自己相似的觀念。
“天下憒憒，獨宦官之罪耶？”嚼著這句曾讓他勒馬佇足的話，曹操宛然一笑，示意壚主再給他端上一壇濁酒，斟滿一碗，朝著那少年郎的背影遙遙一敬。
這邊，一股腦地朝何進丟了個辯證主義炸/彈的崔頌終於冷靜下來，告誡自己這裡不是現代社會，碰到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思想是件很正常的事。
他晃悠悠地起身，撫平衣上的褶皺，朝何進並手一揖。
“一時無狀，望足下海涵。”
說罷，毫不猶豫地，搖搖晃晃地走出酒肆。
“且慢。”
崔頌停下腳步，被酒精暈染得冷光瀲灩的眸中略過一道暗芒。
“那麼依君之見，以何大將軍如今的處境，該當如何？”
以何進如今的處境，該怎麼對付宦官？
崔頌回想腦中寥寥關於何進、不甚清晰的回憶，道：“凡事留一線。除惡必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