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夏史》
天熙三年, 楊嶠病逝了。
在最後的幾年中，他飽受病痛折磨，足部潰爛, 身形消瘦, 無法正常起居。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舊不肯輕易鬆開手中的權力。
為維護自己的權威，他鏟除異己，打壓其他黨派，下獄、貶謫、革職皆有，為全國推行新政, 不顧地方差異, 導致一些地區民怨沸騰, 農民日子難過, 甚至銀價一路高漲，穀賤銀貴。
更嚴重的則是一手培育出了聲勢浩大的楊黨, 給程謝後期整頓吏治帶來了不小的阻礙。
但要我說, 楊嶠的行事風格雖然有待商榷，可他在世宗末年穩固朝政，後期堅決推廣賦稅改革，大大增加的財政收入，總得來說，是一名能臣。
楊黨與其說是楊黨, 不如說是保守黨。
他們曾勇於進取，也逐漸被時代所淘汰，曆史的車輪就是這樣無情，你不可能永遠是正確進步的一部分人。
哪怕是程丹若，她在執政後期也逐漸趨於無力, 沒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壘，始終困在君權的樊籠之下。
可他們所做出的改變是有意義的，沒有努力向前邁的每一小步，也就沒有現代社會。
就好像楊嶠去世後，薛聰接任了首輔之位。
他做了三年，從曆史的維度看，似乎沒什麼了不起的動作，一切平平無奇，以至於常年被人忽略。
可仔細翻閱史料，我們會發現天熙三年有一場大洪澇，戶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賑災的文獻，詳細記錄了這個國家在賑災方麵的努力。
天熙四年，朝鮮歸順，俯首稱臣，日本徹底退回了彈丸之地。
天熙五年，就在薛聰致仕歸鄉前三月，黃河堤壩修築完成。
或許，他的才能並不出眾，但至少將內閣平穩地交托給了謝玄英。
天熙五年八月，謝玄英出任內閣首輔，彼時，次輔是蔡子義，閣臣為趙為潛和孔廉之。
蔡、趙都是楊黨的中堅，孔廉之有屬於他的地方鄉黨，雙方勢均力敵。論理，他們應該無法經營多年的程謝夫妻抗衡。
但此時，程丹若與江南黨的裂隙越來越大。
雙方曾經聯盟，是因為對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東西。程丹若需要支持，以便坐穩位置，江南黨需要中樞照拂，方便快速恢複元氣。
可再緊密的聯盟，也會因為利益而產生分歧。
江南黨的訴求，無非是更多的官位，更高的官職，更多的話語權。這和楊黨的利益完全相同，他們希望程謝效仿楊奇山，打壓異己，扶持自己人。
但程丹若顯然有自己的規劃。
她用人不限籍貫，無論是西南還是東北，隻要是可用之人，哪怕與她的立場全然相反，也願意破格提拔。
這無疑招致江南黨派的不滿。
雙方的間隙越來越大，逐漸難以彌合。等到晏子真的逝世，雙方的紐帶破裂，江南黨至此分裂成了兩大派。
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黨人，他們吸納江浙籍的官員，團結一致，在稅收、海貿、農桑等事務上爭取，為家鄉謀利。
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隨謝玄英的人，他們信奉心學，研讀純真學說，試圖沿著王陽明的道路，尋找真正能夠救世治國的道路。
前期，這些人員以江南人為多，雙方鬨掰後，吸納了其他籍貫的有誌之士。因為崇尚推陳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語，被稱為新純黨，也叫新純真派。
不過，必須聲明的是，雖然分以派彆，彼此之間卻並非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
說到底，程丹若執掌寶璽，謝玄英為內閣首輔，他們夫妻內外聯合，已然把持朝政，江南黨怎麼和他們鬥呢？人家隻要願意，大可以不提拔他們，轉而與其他人合作。
雙方的矛盾並不激烈，隻是合作不再緊密，時有摩擦。
程丹若真正的敵人，是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
夏朝立國一百多年，一代代君王，一屆屆的官吏，他們在複雜的公務中總結出了默契，哪怕人員迭代，這些“經驗”卻沉澱了下來，不斷往下傳遞，積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
夏朝中後期，吏治最大的問題就是貪腐。
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經成為潛規則，不，幾乎已經成了明麵上的規則。老百姓早就忘記沒有這些剝削的日子，他們默認要多交一筆錢，而官員們也默認這是一份屬於他們的收入。
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可怕的事。
試想想，原本讀書人寒窗苦讀，得中進士，想的是為民請命，匡扶社稷，可現實卻告訴他們，你們錯了，當官的規矩就是剝削百姓。
都說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每天要吃喝拉撒，養父母妻兒，工資不能正常生活之際，很難談兩袖清風。
就算真的有個彆人堅持自我，沒有同流合汙，那麼，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還是同僚的排擠？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願意有這樣的同事嗎？上司願意有這樣無暇的下屬嗎？下屬願意有這樣苛刻的上司嗎？
古代社會是人情社會，也是人治國度，得不到大眾的認可，寸步難行。
我想，程丹若應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沒有選擇直接查處貪腐。
人太多了，查不過來，殺了一批還有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