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文明分野，以及文明與國家關係，再到重新定義黃河流域大型文明遺址屬性，再到改換邏輯思路，以與史籍高度契合之文明為“夏”，等待反對者列證推翻，這本來是一篇偌大題目。
不過既然是頭腦風暴，那說話就可以不大負責任，不需要嚴密的推證，也不需要估計學術影響，更無需把所有的話都講完。
隻需要拋出想法，思路，甚至思路都說不上，給個思考方向都可以。
具體的內容，自然會有覺得可以接受的大佬去推證，去挖掘，去詳述，這方麵部裡的人才那是車載鬥量。
不過周至還是努力儘到了自己的責任，在他心目中雖然華夏一族從來都是重史料勝過重史證，但是自從宋代金石一門學問開辟以來，以文物證史料的工作就沒有再斷絕過。
所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本身就不能說完全吸收自西方，東方史學家們早在千多年前就開始著手，這個方法論，怎麼說都比西方早了上千年。
對於隻重考古證據不重史料研究這一條，周至本身也不以為然，周至的觀點是除了那些完全屬於傳說，徹底違背現代科學研究成果的那些曆史資料，比如天上曾經有十個太陽，嫦娥偷了後羿靈藥飛升到月亮之上的那些外，彆的資料在沒法徹底推翻之前，不妨姑認為實。
甚至就算是天上有十個太陽這個說法，不也是被現代天文知識證明其為非後，方才變得不可行的嗎？
同理的還有西方的地心說，曾經的伽利略布魯諾，什麼下場？
因此周至的觀點裡，對於可證可求的疑問，應當先置其非，再證其是；而對於並沒有額外考古證據的史料，隻要不是違背常識常理的那種，卻不妨先置其是，再證其非。
道理很簡單，除了史料再也找不到其它的考古證據，你再把史料給預設成非，那不就成了直接否定一切了？那華夏諸多史料前人都白寫了？都需要等到考古證據出來之後才開始認真研究？
西方考古有這樣的思潮不奇怪，那是因為他們的文明曆經多次斷代，文字和曆史書籍出現得本來就很晚很晚，因此他們就算想要研究史料，也無從研究起，手裡的一大堆資料，是文藝複興前的還是文藝複興後的都等著商榷呢。
而東方史的資料卻很早，而且一直有專業人才記錄修造，史官被各朝曆代授予極高的地位，史書也是曆朝官方機構收集整理出來的，其價值也和西方世界的那些“愛好者作品”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
而他們的操守，堅持，和對曆史事實的認真負責，一直就是華夏文化史上不絕於書正麵褒揚的優秀傳統。
因此東方史的可信度，本身就要高出西方史太多太多，他們不認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不行，難道我們非得好的不學學壞的？就沒這道理嘛！
聊到現在，劉部長終於明白了周至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真正區彆，這貨是真正的民族自信，認為在文化方麵華夏文明堪稱一枝獨秀，壓根不屑於西方證史的那一套方法。
但是拋開立場隻談是非對錯，周至的方法論也的確有道理。
而部裡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也就有了，那就是在學界營造出一種暢所欲言，拋開立場，隻談是非對錯的良性氛圍。
“不錯不錯。”聽完周至的闡述之後，劉部長點頭道：“確實給了我不少的啟發，這個問題咱們暫時先談到這兒，接下來我想再聽你講述一下文化遺產這件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