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師古在《漢書·武帝紀》中對“建元元年”作注雲：“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兩漢刊誤》中考究，認為年號之始，始於元鼎，而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皆為後來有司所追命。
《資治通鑒·漢武帝元鼎元年》考異：“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趙翼《廿二史劄記》認為，年號始於元狩，前者皆為追命。
楊樹達《漢書窺管·武帝紀》認為：漢武帝在元狩元年，狩獵獲得一隻白鱗，大悅，於是下詔改元為元狩，是為年號的開始。
近代學者《漢書新證》認為：《日知錄》和《廿二史劄記》所雲武帝建元、元光為追記，其實不實。
在《小校經閣金石文字》拓本裡，記載有“龍淵宮鼎”一物，為元朔三年造，還有“龍淵宮壺”，元朔二年正月造。
另《善齊吉金錄》記載，任器二十四頁中，也記有“龍淵宮壺，元朔二年造”。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的作者叫劉體智，安徽廬江人，清四川總督劉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銀行安徽督辦、中國實業銀行董事，是學者型資本家。
本書所錄金文，乃劉氏三十年之所彙集，上自乾嘉舊拓，下至近代出土諸器，搜羅殆遍，最晚收錄至一九三三年安徽壽縣出土楚器。一共輯錄了六千五百餘件金文拓本，是近代著錄金文最為宏富的一部圖錄。
文物款識一般是當時所記，可以證明建元、元光、元朔並非後來追命。
但是有一個要命的前提，那就是關於龍淵宮鼎、龍淵宮壺的記錄，得是真的。
而這兩樣東西，早已經消失在了漫漫曆史長河當中；所留下的文字，也是清乾隆、嘉慶年時的“舊拓本”，之前所列舉的那些“證據”，說一千道一萬，也隻是曆史文獻記錄當中的文物款識，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識。
證據不夠充分。
如今周至發現的這塊墓石，上頭小小四個文字，徹底解決了關於華夏年號使用最早時期的幾千年爭議。
建元年號，不是追錄。
因此中國最早使用年號的時間，應當是公元前一四零年，即建元元年。
而非許多學者通過文史資料認定的，公元前一二二年，即元狩元年。
這一點知識在很多人的眼裡，當不了吃當不了喝，產生不了“利益”，無足輕重。
但是但凡是一個對華夏文明有著些許研究的人，就會知道這個問題是多麼的重要。
年號，是五千年的中華帝國時代中國皇帝的專有產物，發起於中國古代新君即位時。
為了區彆上一任君主，新君重新計算在位年數之製，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這個詞，在漢語當中依舊屬於常用詞。
年號在古代一直被認為是帝王正統的標誌，一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表示稱藩屬、臣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用那個政權的年號，有一個專有的詞彙來表示這件事情——“奉正朔”。
相反的，自立年號，代表著徹徹底底的造反。
年號承載著無數的曆史事件，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內訌外憂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號。
因此它除了是文史研究者的時間線索，思維導圖，還是中國曆史中的，非物質的精神文化遺產。
說到底就是才取消幾十年的東西，貫穿整個封建王朝時期的東西，學文史的人就不可能繞得開。
當年周至年紀還小，性子又跳脫，以為自己靈性得很但凡和文史有關的東西那是一點就通一學就會。
直到乾爹逼著他背這玩意兒，真是叫他鬱悶欲死，才知道這條路除了滿滿的樂趣，同樣有各種咬人的蛇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