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是中國語言漢字的科學文字學和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幾個方麵能夠說明其重要性。
首先它是之後數千年的讀書人，解讀《五經》的門鑰匙，以字典的體例解釋了書中的每一個字。
其次是字型，許慎出於嚴謹治學之目的，儘他當時的能力，去儘量找到每一個字最古老的形態。
其中包括了孔子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裡的“蝌蚪文”；西周《史籀篇》裡的籀文，秦朝有《倉頡篇》《爰曆篇》《博學篇》裡的正篆，還有西漢《爾雅》、《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方言》；東漢《滂熹篇》；以及從山川上碑刻和鼎彝上的銘文。
這就為華夏文明保留下了當時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體係。
更加寶貴的，是該書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資料，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特彆是上古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上古音研究所能夠依據的材料主要有兩種：第一是《詩經》等先秦文的押韻情況，第二就是《說文》的諧聲。
根據先秦韻文用韻的實際情況來歸納上古韻部，所得出的結果雖然比較可靠，但是，一方麵，這樣歸納出來的結果還需要其他方麵的材料來檢驗，另一方麵，由於上古韻文的入韻字有限，要論定每個漢字的古韻部居，光憑韻文的材料還是很不夠的。
這就需要利用《說文》的諧聲係統來加以驗證和補充。
《說文》有七千多個形聲字，可以從中分析出一千多個諧聲偏旁。
同一諧聲偏旁的字雖然後世讀音很不相同，或聲有轉移，或韻有更改，或聲韻俱失；但上古造字之時，讀音則是相同的。
因此，《說文》的諧聲同先秦韻文的押韻一樣，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麵貌，兩相結合，就能夠大致還原出古音的讀法。
當然隨著科學手段的引入，如今周至正在研究的方言，其實也是第一手的資料。
而周至認為許慎還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值得任何學問的研究者所效法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思想。
首先是“博采通人”“信而有征”。
《說文解字》於世間萬物無所不包，許慎采取的方法就是“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征”，“”。
鹹宗成說，皆有出處，是為信；
萬物鹹睹，靡不兼載，是為征。
翻譯過來，就是論據的準確，可信，詳實，全麵。
二是“聞疑見疑”，“不知蓋闕”。
許慎說文解字均據舊文，如果舊文自身出現了解釋上的差異，能夠辨明的，就加以辨明；不能辨明的，就將之並存；如舊文所無，或有所不知，則寧願讓它空缺著，也絕不胡亂解讀。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並列爭議，留與後人。
這是一個相當嚴密科學的編纂思想體係。許慎將之定義為“本立而道生”。
先從理論上就立於不敗之地，之後才能奠定其絕對崇高的地位。
第三是靈活，雖然許慎采集了許多的古字，但最終選擇了“小篆”這一可以通達“古籀”的文字，為說解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