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過護士大沢，“每間病房麵積可都一樣大？”
“每間病房當然都一樣大，”女護士相當肯定地將輸液管針頭插入父親石灰石色的手背，“八坪！片山桑，不痛哦！一坪不多，一坪不少。”
可隔壁病房，似乎遠比父親這一間寬綽。
牆漆倒同樣是龍膽藍色，頭尾可調節的白色病床同樣處於房間中央，病床左右兩側，各有一隻柚木色邊櫃，靠窗是一列同色儲物櫃，電視櫃和一台帶錄像機功能的東芝牌電視機立在病床的正對麵。電視均打開著，同樣在重播著前一天的晚間消息，神色凝重的女主播，正宣稱往年通常12月初就從西伯利亞飛來野鳥公園越冬的黑臉琵鷺，今年不知何故臨近新年仍一隻未到。“鳥們都上哪兒去了呢？”病床上的病人，同樣都合眼睡著，並未傾聽那絮絮叨叨的城市新聞，病床後牆上的原木畫框中，掛著一模一樣的《瑪尼菲卡特的聖母》複製品，那畫中垂首的聖母和仰頭的聖子，倒仿佛對寒冬的鳥們頗感悲觀。
男孩穿一件黑色薄款針織毛衣，藍牛仔褲，正站在病房的窗台旁，將一條薄荷綠色毛巾晾曬到可折疊衣架上去，衣架大約是自備的，其上已晾滿衣物：煙灰色棉質保暖內衣，同色保暖褲，鮭魚橙色印福字花紋枕巾，玫瑰紅毛織圍脖——幾乎像一棵聖誕樹。我意識到，聖誕節已過去了六天。我已假模假式地站在父親的病房門邊，窺視了那孩子近一周。噯，一周，夠我讀完一本1000多頁的《日本史》了。
固然，《日本史》“德川政權”一章裡並沒有誰晾曬衣服，“明治維新”一章裡也絕沒有男孩低頭時能煽動政變的睫毛。男孩的晾曬動作仍不嫻熟——距離乾洗店員工仍有差距，但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嫻熟，不論小件的毛巾、襪子，大件的長褲、外套，他都一絲不苟地完成晾曬動作，偶爾調整、挪移角度，像那類在操練指揮棒的新人，在參考頭腦中阿圖羅·托斯卡尼尼的宗師級指揮動作。
接下來是廚師時間。我在心裡暗自播報。如我所料，男孩轉過身，走向房間靠門的一列簡易料理台。今天想必是麵條。我依然暗暗揣測。男孩安排他和老人的晚餐食譜，嚴格遵循水餃、麵條、湯泡飯三日一輪。男孩插上電磁爐插座，從底櫃找出一隻長柄圓底小湯鍋，從一側的牛皮紙購物袋中，他果然拿出了兩袋印著“柴田製麵所”的素拉麵，隨即，又翻出了一盒雞蛋和一盒青豆。雞蛋倒罷了，我狐疑著，青豆的話……
“青豆記得要先摘掉蒂呢，”床上的老人喃喃說，“再小心撕掉老筋，焯過水，用油先煎一煎唷小楓。”
老人多半時候昏睡著，偶爾醒來也嘟噥著“最大的腳趾頭也不見了”的胡話，唯獨當男孩站在料理台前烹飪時，他會忽然及時、睿智地給出各類箴言，“胡蘿卜要再多煮十分鐘喔！”“味噌要輕輕攪拌一下！”避免掉各類程度不一的事故。
“唔。”那男孩回答。很含糊，但聽得出很明快。他一麵撕掉一條青豆的老筋，轉身朝病床上的老人搖一搖手，示意那老人，他已極透徹地領悟了青豆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