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珵懷揣著滿腔驕矜到了福建, 沒說幾句話就被宋時打滅氣焰, 揣著對方教的理學會議理論, 灰溜溜地回了蘇州。可兩地之間相隔甚遠, 等他回去時, 祝顥等人早已借下名園, 籌措足金銀，依著原計劃備辦了一個多月的講學大會了。
該發的請柬已發，該請的講師也上門去請了, 徐珵回去與小夥伴們說起宋時那理論, 尤其說到身在人欲中如何可講天理一段, 眾人臉色都格外難看。
他們為了壓過福建的大會，不光遍請江南名士來此參會，還請了去過宋氏講學會的人來, 要他們心服口服地承認福建講學會不及蘇州講學會。若還照現在這辦法弄下去，哪怕那宋時與桓通判是真君子, 不與外人說起這評價，萬一有福建書生說一句“不及福建講學會貼合天理”, 他們蘇州名士這番忙碌豈不就成了笑話？
可若不這麼弄，難道要將他們這些日子的辛苦布置廢掉，按著宋氏辦的大會重新來過？
徐珵這一路上想著天理人欲之辯, 又想起當年孔子在杏壇講學的典故, 越覺得宋時那大會辦得更合理, 力勸眾人依著簡單樸素的法子，也建個高台, 底下設桌椅叫人聽課就夠了。
這話若早一個月說，他們聽也就聽了，可現在收手又談何容易？
朱勝兒早把蘇州辦講學大會，要請名妓侍宴的消息傳出去；他們這些才子也都私下與相好的伎女倡優訂下要攜美進園；還有他們邀來參加大會的外地朋友中，也有不少出入都要美人相伴才行的風流名士……滿蘇州、秦淮的名妓、名優都指著這大會出風頭了，怎麼能把人拒之門外？
何況他們求借鎮江富商園子時，許了園主一個主辦人的名份。趙商人為了這場大會已斥千金采買異石古樹、翻修園林，買了三百隻羊備宴，難道他們說一聲不用，就讓人家真金白銀投入水裡？
眾人爭執不休，最終還是祝顥兩下平衡，想出了辦法：“請柬上已寫了致和園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園，咱們另擇地方辦講學會。”
若真建起高台，完全按福建大會的製式來，便是辦得再好也難免有效顰之疾。他們蘇州自來是引領時俗、四方爭羨的地方，豈有效仿那福建講學會形製的？
依他的意見，既然不往奢華辦，更不能按宋時的說法辦，不如就效法當年朱陸鵝湖之會，在蘇州城外名寺裡講學。
至於自願來侍宴的名伎、倡優等人，也不必遣他們回去，隻是不在講學時用他們陪伴即可。講學之餘眾人遊園、宴飲、歌舞娛情時，不是正要他們獻藝？
眾人思忖一陣，便知這已是最好的辦法。
他們既不能舍下麵子照搬福建的講學會，也不能冒著被嘲諷的風險按原計劃辦，再尋彆的地方講學也不如在佛寺，至少這裡還能有個“追慕先賢”的遮羞布。
隻恨鵝湖寺遠在江西，不能朝發夕至，不然他們直接定在鵝湖辦講學會，還更能多沾些朱陸二子的名氣。
他們最後把講學會定在了城外寒山寺，請主持靜寺七天——福建那場講學會隻有四名講師，也開了三天，他們請來的名儒就有十餘人，七天已經是往少算說的了。
眾人匆促變更地點，安撫群妓，重新協調講學與遊玩休息的時間……
他們這麼辛苦籌謀，福建人卻似總要和他們過不去。
徐珵回鄉不久，一篇汀州府通判桓淩寫的“講學會籌辦要則”便在整個江南流傳開來，裡麵寫的赫然就是那天宋時指點徐珵的說法。隻是他在文中寫得更深刻細致，並將宋時安排籌辦講學會的目的、過程都不加藏私地寫了出來。
——宋時辦這大會時，他是全程給了支持的，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比旁人更詳實。比照著這篇文章來辦，差不多就能辦出一場能叫與會之人皆有收獲的講學會。
雖然通篇沒有一個“蘇”字，可他們若還照原來的模式辦講學會，就得被看過這篇文的人嘲得體無完夫了。眾人看罷，臉色都變了幾回，脾氣差些的書生直罵：“若非有元玉兄力勸咱們從儉辦會，有祝兄作主改在寒山寺講學，咱們豈不是被這篇文章嘲個正著？他明知道咱們的講學會會辦成什麼樣，怎能故意寫這樣的文章！”
徐珵雖也羞愧難當，卻還是替他說了一句：“他們也是當麵先勸了我不該這樣辦講學會，後寫的這文章，並不是當麵不說，等咱們大會已開完了才遽然發文嘲笑的。”
祝顥也讚同他的說法：“我看他這文章不是針對咱們，倒像是聽了咱們的想法後覺得不妥，怕彆處辦講學會的也像咱們這般走偏了路子，故而專門立個範式，以備人借鑒。”
這話說得甚是公正有理，但聽他說話的人卻都無心誇讚——若真個處處都辦起講學會，他們蘇州會不會湮沒在這場講學大潮中？
他們雖然對本地名士的講學水平有自信，心裡卻也都多了幾分陰霾，不由自主地打聽起了各地講學的情況。果然，在他們蘇州的講學大會開始前後，便有消息傳來說江西、湖廣、浙江、山東等地也都辦起了講學大會。
江西的講學會直接辦在了他們借以掩羞的朱陸鵝之湖會所在地鵝湖寺；湖廣是在“朱張會講”之地，也是朱子親自重整的嶽麓書院；山東有孔家子弟主持，再不須外物添光彩；浙江雖無先聖遺跡，卻也有西湖風光……
九月初九的蘇州講學大會雖然儘是名家主講，衣食住行也色色精致，令人流連忘返。可它作為一場講學會，仍是沒有特彆出眾的特色，最終還是淹沒在了前後幾場講學會中。
被邀去參加大會的福建學子更不講理，根本不體諒他們的大會是在桓淩那篇文章出來前就籌辦了的，回鄉之後便與親友議論，嘲諷他們的大會是按著桓淩那篇《要則》辦的。更刻薄的，還要嘲蘇州才子隻有衣裳和懷裡的名妓時新，講學方式卻還和私塾裡的先生教小學生一樣，早已落伍多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