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不是什麼好時代,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但是，單就針對‘文化’這一主題來說，亂世有的時候卻並不是壞事,這一點在古代會更加明顯。
盛世之時，如果國家足夠開放，文化方麵的成果也能很輝煌燦爛，但這和亂世時的成果是不一樣的——在朝不保夕,人所有擁有的東西一件一件被摧毀之後,人的精神會觸碰到一些新的東西。
一方麵,有人想要在這樣的時代尋求自救,這就造成了這方麵思潮的大爆發！這就像是百家爭鳴一樣，出現在了列國相爭、國民日子並不好過的春秋戰國。而百家爭鳴留下的文化遺產確實讓華夏民族吃了幾千年,直到現代社會時也留存著深深印記。
另一方麵,有人已經放棄了解救這個時代，走向了醉生夢死的另一個極端。而在這些極端者中，有少數人破而後立,選擇了向內心探索。不解救這個時代,通過解救自己內心的方式完成救贖。
自己就是自己的整個世界,完成了自己的救贖,外麵的紛紛擾擾就無關緊要了。
這方麵的發展其實是極大促進了哲學的探索的,這也從另一個維度上一次又一次重塑了華夏民族的精神——事實上，在華夏曆史上,戰亂頻繁、社會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也確實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關鍵期。
就算不去談民族大融合帶來的思想衝擊、文化交流,隻單純的說‘亂世’本身對人的影響...這時能夠讀書明理的群體也逐漸完成了自我發現，建立起了屬於個人的尊嚴，認可‘生之可貴’。
在亂世的極端環境下，這些都是自然而然誕生的。畢竟,這樣的時代，就連君主都無法構建絕對的權威，臣子反對君主成為稀鬆平常的事，甚至出現某些勢族門第高於皇族——這雖然是這一時代重家輕國、世道不振的體現，但不得不說，如果沒有個人的覺醒，這樣的念頭是產生都不會產生的。
亂世對文化多樣性的影響就更明顯了，盛世之中國家總會整頓教化，希望能通過教化統一黎民百姓的思想，這是有利於統治穩定的。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見識
到了這一點的好處，一旦有能力都會用儒家學說教化百姓。
當然，教化百姓歸教化百姓，統治者肯定會兼用儒家、法家、黃老等等學說的理念。
在亂世之中，中央集權虛弱，文化上的大一統就會出現問題。再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瀾，出現小型的‘百家爭鳴’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許盈現在生活的時代，讀書人不隻是治經學，以儒學傳家，還興盛起了老莊玄學等。貴族子弟修道、禮佛是很正常的，事實上，佛學也是這一時期迎來了大發展，從一開始的邊緣宗教，一躍成為顯宗。
許盈原本的曆史上，待到南北朝快結束時，已經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說法了，南朝如此，北朝崇佛也不遑多讓呢！翻閱史書，就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和尚，譬如佛圖澄之類，深刻地介入了政治和宮廷生活。
此時，以談玄論道獲得巨大聲名的名士很多，這些人往往比儒生更容易獲得追捧。但在備受推崇之下，也始終有人看穿了其中的虛浮...說到底，這些人大多數時候就是在玩文字遊戲而已！最多就是做一個提出問題的人，至於解決問題——就不指望他們有解決問題的對策了，他們不把思路歪曲到奇怪的地方，這已經是上上大吉。
世家大族的子弟如果對老莊玄學感興趣，當然可以去學。但除非是走火入魔的家族，不然都會注意其中的分寸。用這些來進行一些哲學討論可以，在處理局部問題的時候參考一下也行，但真的拿這些虛浮的玄妙之學大規模應用...就沒有成功案例好麼。
這倒不是老莊的問題，道家經典自然也有大智慧，但除開一些普世原則（比如‘治大國如烹小鮮’這種），在具體的問題上，在這個時代老莊已經沒有多少施展的餘地了——老子還好些，莊子真的就不適合拿來治國。況且老子也是提倡小政府、無為而治的，聽起來很好，但不適合發展到現今的華夏。
用結果導向就知道了，若老莊真的好用，也不會輪到儒家一統天下！要知道一開始的時候，儒家也並不占優勢。
所以，清醒的世家大族一般不會特意引導年幼的家族子弟學習老莊...當然，現在許仲容隻是上課的時候發散
開來，講一點兒老莊，這也挺常見的，不用太在意。他姑且說著，許盈也就姑且聽了，對於現在的許盈來說，許仲容講的東西都是新東西，左右都是學。
真正讓許盈對這件事格外在意，還是之後數日，許仲容連續提起玄遠之學的那些東西。
“王公立‘貴無’之論，天地萬物以無為本，如今讀來亦是字字大道！”說起當年王弼、何宴這些作古名士在洛陽講學、辯論的盛況，許仲容一臉心向往之，似乎生在當時，願為王門、何門執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