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大夫跟接生員登門，三十來歲的男人趕緊放下手裡頭的籮筐，招呼自己母親給客人盛飯。
餘秋趕緊擺手：“不要不要，我們剛吃過飯來的。”
她倆跟著男人進院子時，母雞正咯咯叫喚，小腦袋一格一格的，瞧著神氣活現。
陳桂枝的婆婆手裡摸著兩個蛋，笑道：“一看你們來，雞都下蛋了。我泡炒米打蛋，給你們當下點心。”
他的母親則跪倒在床邊。
接生婆退也沒地方退，隻能嘴裡頭喊：“莫要這樣。說什麼雞蛋，大的小的，你們隻能顧一個啊。再這麼熬下去，兩個都得死。”
簾子內外哭成一團。
那個三四歲的孩子已經能聽懂大人的話，拽著簾子哭：“不要砍妹妹腳，妹妹痛。”
剛會走路的小男孩雖然不明所以，但看到爸爸跟哥哥都哭了，也跟著嚎啕出聲。
桂枝的丈夫下了決定，保大人。
產婦自己卻不肯，她不能讓孩子生下來就沒腳。以後娃娃要怎麼過日子？
她丈夫急了：“你要是有個好歹，大寶跟小寶怎麼辦？”
桂枝的婆婆也跟著幫腔，抓著兒媳婦的手抹眼淚：“桂枝啊，你聽媽的話，這娃娃就是這個命，怪不了誰的。”
田雨嚇得麵如土色，她抓著小接生員的胳膊，結結巴巴地問年紀跟自己弟弟差不多的小姑娘：“非要砍掉腳嗎？”
那孩子肯定會淌好多血，會不會現在就死掉啊？
接生員麵色慘白，嘴唇上下打哆嗦，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接生婆一疊聲地歎氣，催著人拿熱水過來。
乾這個行當的，就沒有不希望母子平安的道理，可是餓老生能有什麼辦法？這就是命。
“慢著。”始終在邊上沉默不語的餘秋終於開了口，轉頭看接生婆，“奶奶，你能保證孩子活著生下來嗎？”
接生婆連連搖頭：“這個打不了包票的。女人生娃娃本來就是走鬼門關，何況這個又是餓老生，不是好生。”
就連大人的命，她也隻能說試試。
餘秋伸手將自己的馬尾辮盤起來，拿了肥皂在溫水裡頭洗手。
她眼睛看著臉盆中自己的倒影，聲音平板板的聽不出任何情緒：“我也不能保證母子平安。也許兩條命都沒有也說不定。”
臀位足先露，本來推薦處理方式就是剖腹產。她肯定是腦袋被雷劈了，白求恩跟林巧稚齊齊上了身才跳出來多管閒事。
“不過我可以試試。”餘秋抬起頭看床上的大肚子，“我可以試試讓你孩子全須全尾地出來，不砍寶寶的腳，也不剖開你的肚子。這件事情風險很大，到底怎麼選擇，你們必須現在拿主意。”
明亮的閃電劃過夜空，小小的茅草屋似乎要在暴風雨中分崩離析。
床上氣若遊絲的準媽媽下了決心：“大夫，我想試試。隻要娃娃好就行。”
餘秋轉過頭招呼跑進來還是茫然無措的小接生員：“簽字吧，知情同意書裡頭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
她回過頭麵無表情地看了眼床上的大肚子，搖搖頭，相當冷靜，“抱歉，包括你的孩子，我也不能保證他生下來是好的。我隻能儘力。請你相信，除了你跟愛你的人之外，醫生護士是最希望你們母子平安的人。”
這大概就是命吧，誰讓她吃了這碗飯。她不高風亮節，她也不想多管閒事，但她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人在她麵前死掉，這可是兩條生命。
小接生員當然不會讓桂枝家裡頭簽什麼知情同意書。事實上這玩意兒她連見都沒見過，更彆說有現成的東西在了。
生娃娃而已，誰都曉得是過鬼門關的事，簽什麼字畫什麼押呢。
然而餘秋卻堅持。
她一麵手腳不停幫桂枝消毒下身，一麵口述蔭道分娩知情同意書以及臀位助產知情同意書的內容，讓田雨寫在紙上，交給桂枝的丈夫簽字。
作者有話要說： 簡單的說一下絨癌的治療曆史，下麵資料都來自於網絡。
有一種癌症叫做絨癌，又叫絨毛膜癌，是一種主要發生在胎盤的惡性腫瘤，會很快轉移到肺、肝臟、腦等器官，導致患者死亡。
在攻克絨毛癌的過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位中國人，他就是李敏求。李敏求1919年出生於中國沈陽，祖籍廣東肇慶。13歲起，先後隨母到南京懷遠中學和沈陽文會書院讀書，後考入沈陽醫科大學，成績優良，畢業後留校任教。 李敏求畢業於奉天醫科大學（盛京醫科大學，現已並入中國醫科大學），留校任教。
1947年，李敏求來到美國南加州大學學習細菌學和免疫學。1955年，進入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赫茲領導的癌症研究小組。
當時，癌症的治療還主要依賴於手術切除，但是，化療已經開始應用於部分癌症的治療當中，並在白血病的治療領域，已經取得了不錯的進展。被譽為現代化療之父的西德尼·法伯，通過葉酸拮抗劑的化療，顯著延長了部分兒童白血病患者的生存期。
1956年8月的一個晚上，李敏求接診了一位女士，他試圖用醫學方法把病人的絨毛癌穩定下來。但是腫瘤已經發展到晚期，她流了很多血，三小時後，李敏求眼睜睜看著她死去。李敏求聽說過西德尼·法伯的葉酸拮抗劑。他近乎直覺般地將兒童骨髓中快速分裂的白血病細胞，與這位女士快速分裂的胎盤細胞聯係到一起。從未有人嘗試過用葉酸拮抗劑來治療這種病，如果這種藥能阻止白血病細胞的快速生長—哪怕是暫時的，它能否至少暫時緩解絨毛膜癌的爆發？
幾周之後，另一位女士也得了同樣可怕的病。她的腫瘤像葡萄一樣在她的肺部聚集，導致肺內膜流血—血流如注，幾乎無法控製。因此，醫生們手忙腳亂地用管子收集她流出的血，然後把這些血輸回去，就像內部循環的抽水機一樣。醫生穩定了她的病情，開始使用氨甲喋呤（一種葉酸拮抗劑）對她進行治療。當醫生給藥結束，下班回家的時候，醫生們都沒有期望第二天還能看到她。第二天，她還活著，流血現象減輕了，第四輪化療結束後，X射線胸透顯示：腫瘤不見了，病人看起來和正常人一樣。醫生們還以為X射線胸透搞錯了，決定進行重新檢查。但結果是無誤的：一個轉移性的、固態的惡性腫瘤在化療中消失了。這是史上第一次通過化療，讓一個轉移性惡性實體瘤消失的案例。李敏求和赫茲發表了這一發現，並引起了轟動。但是，這種可怕的癌症並非來去無痕，它會導致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在尿液中升高，hCG也成為檢驗這種癌症的重要標準。李敏求注意到，經過化療癌症組織縮小甚至消亡後，在病人的尿液中，hCG依然可以檢測到。他認定尿液中hCG的存在意味著患者組織體內還有少量的癌細胞存在，於是堅持不懈的給病人用藥，直至患者尿液中的hCG消失為止。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對李敏求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怒，指責他在拿患者進行“人體試驗”並很快將他開除。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注意到，當初接受李敏求治療的患者無一例複發。直至今日，李的方法被常規的用於治療這種子宮絨膜癌症的程序中。現今，這種當時可怕的疾病有了幾乎百分之百的治愈率。
此外，李敏求通過對MTX resistance的觀察，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bination Therapy 對搞丸癌的治療方案。1972年，作為第一位成功用化療方法治愈惡性實體腫瘤的一生，李敏求與當年在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的同事分享了拉斯克臨床醫學獎。
另一位在從來治療上做出卓越貢獻的是協和的宋教授。
那是1953年。宋大夫除了在協和醫院任職外，還兼管著北京同仁醫院婦產科。
病人姓曹。也是一位婦產科醫生。那一年，病人30歲。原先她在上海一家醫院工作，丈夫在北京，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前不久她調到北京，然後懷孕了。她覺得自己懷孕有些異常，於是去檢查，診斷是“葡萄胎”。
長了葡萄胎，必須刮宮，將子宮內病變的組織清除乾淨。那時候還沒有b超。醫生憑藉的檢查手段，隻有聽診器及很少幾項化驗檢查。
病人被推進了手術室。突然，她說，她感覺有“胎動”。有胎動，說明是正常妊娠，從而就否定了葡萄胎的診斷。
她又回到了病房，繼續觀察。
隔了幾天，宋大夫認為她還是得了葡萄胎。於是，第二次把病人送進了手術室。在手術台上，病人又說自己有“胎動”。
病人也是婦產科醫生，她應該有能力辨彆腹內是否有一條新的生命在躁動。或許是她太盼望自己能有一個孩子了，她堅持不要做手術。結果又回到了病房。
第三次走進手術室，給她做了刮宮，確實是葡萄胎。
一年後，病人再次入院。這一次是葡萄胎惡性病變，診斷是絨癌。手術切除子宮，是當時唯一的治療方法。手術以後一段時間，病人繼續留在醫院恢複身體。一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樣，正在與同室的病友打撲克，隻聽她突然一聲慘叫，口吐鮮血，當即氣絕身亡。
女醫生死於絨癌肺轉移，肺動脈破裂大出血。
宋教授告訴我們，不久又有一位女病人，死於同樣的病。她的年紀更輕，隻有26歲。
50年代初期，學術問題上“一邊倒”，隻有前蘇聯的學術觀點才是“正確”的，弄得誰也不敢看英文書刊。
一個又一個絨癌病人相繼死去，一次又一次刺痛著宋鴻釗教授的良心。他想在攻克絨癌上有所作為。但是，當時國外有一位病理學專家曾經斷言：“癌症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宋大夫平靜地對我們說：“我隻想到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卻沒有想到今日的榮耀。”
終於有了一個機會。
1955年的時候，由於全國計劃生育工作的需要，領導上安排宋大夫去搞“藥物流產”的科研工作。他首先從中草藥裡篩選，挑選那些中醫典籍中或是民間驗方中認為孕婦不能使用的藥物，用在懷孕的小白鼠上。後來，又從西藥中篩選，用抗癌藥物做實驗。結果找到了幾種有效的藥物，可以造成孕鼠流產。經過病理解剖。他發現孕鼠流產，是由於藥物破壞了胎盤上的滋養層細胞。滋養層是胎兒的“後勤部”，切斷了“供給線”，隻能胎死腹中。但是藥物有副作用，毒性大，用於孕婦流產不安全。考慮到絨癌是胎盤滋養細胞發生惡變的惡性腫瘤，用這些藥治療絨癌也許有效，但是他不敢立即嘗試。
一直到了1958年，“大越進”時代。醫學科學院提出了“讓高血壓低頭，讓腫瘤讓路”的“雄偉”口號。宋大夫抓住這個良機，正式向醫院領導提出了研究藥物治療絨癌的科研課題。獲準以後，立即進入了臨床試驗。
開始階段。采用中藥紫草根，雖然有一定療效，但是效果不能持久，停藥以後病情還會惡化，因此初試失敗了。於是又采用一種抗癌藥物6－巰基嘌呤(簡稱6－mp)，它原來是用於治療白血病的，可以使病人的生命延長幾個月，過去從來沒有人用它治療絨癌。宋教授大膽地將6－mp引入絨癌的治療，最初幾例病人療效不佳。由於絨癌轉移很迅速，病人在發病短期內死亡。屍體解剖後發現，胎盤的滋養細胞被藥物大批殺滅，說明藥物確實有效果，隻是用藥劑量和方法需要繼續摸索。
繼續試驗的成果非常喜人。早期絨癌治愈了。但是已經發生轉移的晚期病人，卻未能等到療程結束，便匆匆離開人世。治愈率雖然並不理想，但是宋鴻釧教授率先闖進了“禁區”，他用事實向世人宣布：絨癌是可以治愈的，從而結束了“癌不可治”的神話。
宋大夫的腳步並束停止。他經過長期認真觀察，注意病人對治療的反應，不斷探索新的治療方法，又推出了新的治療方案，即在短期中加大用藥劑量，用縮短療程與死神爭奪時間。這一個方案再次獲得了成功，使已經有肺、腦等其他臟器轉移的晚期絨癌病人，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絕處逢生。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是政治運動迭出的年代。宋教授雖然巧妙地抓住了科研的時機，卻同時給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鎖。說到此處，宋老幽默地說。他是一名“老運動員”，每逢政治運動來臨，他都是首當其，中，遭受莫名其妙的“劈判”。
然而，宋老矢誌不渝。1963年，他又開始采用另外一種化療藥物――5－氟脲嘧啶(簡稱5-fu)治療絨癌病人，效果明顯優於6－mp。在治療病人過程中，他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改進給藥途徑，調整藥物劑量，終於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治療方案，一直延用至今，並且在世界各國獲得了推廣使用。
科學進步並沒有止境，宋老的研究工作也沒有窮期。采用化療藥物治療絨癌，雖然保住了病人的生命，但是最終還是要切除病人的子宮。宋老說，切除子宮便剝奪了女性珍貴的生殖權利。有一位年輕的大學教師，因為患上絨癌切除了子宮，釀成婚姻危機，病人一度輕生。所以，宋教授又醞釀出新的設想，即采取單純的化療方法，以保留病人的子宮。
這項課題一經提出，便在醫學界激起軒然大波。一些專家認為，抗癌藥物有使細胞致畸的作用。生下的子代，甚至第三代，是否潛在致癌的危險?還有的專家認為，絨癌的原發部位在子宮，若不“斬草除根”，終是後患。麵對學術上的爭議，宋教授以科學實驗予以回答。通過仔細研究，發現病人停止化療後，卵巢可以恢複正常排卵功能，子宮也可以完好如初。於是。這項科研工作又繼續進行下去，絨癌病人不再切除子宮。不久，這些病人中陸續有人懷孕育子。
宋大夫欣慰地告訴我們，二三十年來，經過他治療的絨癌病人，有400多個孩子誕生。不僅如此，第三代的孩子也有80多個，最大的孩子都幾歲了。他說，“我也沒有想到能活得這麼久，看見了這麼多孩子。”這些兩代的孩子，都健康地發育成長，看不出有什麼異常。老人說到這裡，笑了。
1964年以來，由於取得征服絨癌的重大成果，宋老陸續獲得黨和國家的多次獎勵。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曾榮獲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1986年，在巴西國際絨癌會議上，被各國與會者一致推選為第四屆國際絨癌學會主席。去年6月，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將“名譽院士”的稱號，首次授予了來自東方的學者――宋鴻釗教授。
看這兩位教授的研究其實也有點意思，他們幾乎是差不多時候將化療技術利用在絨癌上的，但因為特殊的曆史原因，二者幾乎沒有辦法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任何交流。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們的行為其實都挺冒險的，有點兒實在沒辦法的意思，因為基本上都是直接在病人身上開始實驗性治療。
到目前為止，這兩種藥物也是絨癌化療的首選藥物。因為有著他們的不斷奮鬥，大大降低了絨癌死亡率以及複發率。使得絨癌成為了一種被認為可以治愈的癌症。。感謝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液的小天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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