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去賣吧，紅薯便宜，賣不上價格，又沉重得很，運到州縣，路費都比本身的價錢貴了，還沒人要買——城郊農戶自己種個幾分地，整縣城人都夠吃了。要說都放在那裡麼，窖藏又是極大的問題，每年夏季濕熱，漚爛了可惜，要說拿去喂豬吧，也不是不行，但終究覺得罪過，這也就是兩年前，買活軍入湘西了，州縣都投買了，村子裡熱熱鬨鬨地動亂了一陣子之後，田師傅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大家種紅薯，打那之後大家才能吃得飽飯，這之前，能裹腹的那都是好東西，彆說紅薯了，就連紅薯皮都是有人要吃的，拿這樣的東西去喂豬——莫說那些吃慣苦的老人要念佛抹眼淚，說自家裡餓死的親眷，就是壯年人也覺得實在是罪過可惜了，佛祖是要降罪的。
下力做成紅薯粉乾，那就是比較起來最好的選擇了，無非就是辛苦一點，這個人人都能接受得了，農家人就是力氣不值錢，況且，他們這種的是夏紅薯，趕在霜降前和稻子采收，這時候是農閒的，因為這幾年天氣冷，也談不上種雙季稻，霜降收了紅薯之後，晾曬半個月，去了水汽。差不多這時候也是把稻子的事情忙完了，再把豆子種下去，或者種苜蓿這些綠肥，一般來講，這種過冬的作物是不怎麼去照料，也不指望收成的，主要是靠它來肥地，歇息個幾天，大家就都來忙著做紅薯粉。這樣家家戶戶都做個千把斤紅薯粉乾出來，算是賣一半吃一半吧，還要交一些做賦稅的，這樣大概賣個六百斤，那也就是六兩銀子，趕得上城裡人幾個月的收入了。
對莊戶人家來說，一年看得到現錢的時候很少，之前買活軍的高產稻進來之前，算下來一年能見到一兩現錢都是多的了，而一切的開銷都要從這一兩裡來出，可見是多麼的局促。紅薯粉這麼一門營生，就讓他們的年收入一下來到了從前的六倍，這樣的日子怎麼能不好過呢？
這些農戶也不知道州縣外頭過的是什麼日子，其實也壓根不感興趣，他們連南湖道的首府在哪裡都不知道呢！對他們來說，村子乃至附近的州縣，這就已經是全部的世界了，要讓他們突然間倉促地在農閒時分離開自己的村子去遠處做工，這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事情，莫說女子出去，就是男子，也覺得不可想象。
在生活的地域上，他們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改變，就是在十幾裡地間進行搬遷，比如說深山中一些為了逃稅而形成的村落，本來也沒有什麼好耕地，隻是苟延殘喘，現在被挪出來了，買活軍把地主原本隻是粗放耕種的田地分給了他們。這對深山的流民來說，就已經是天大的，可喜的變化了。至於說到縣城去，在縣城裡新開的廠子做工，那更是被視為前所未有的創舉，凡是有勇氣去做工的村民，親眷在村裡都被高看一眼，倘若有什麼孩子因為讀書好，被田師傅和教書先生推舉去縣裡，那更不必說了，簡直就是文曲星下凡！大家都會偷偷地去他的祖墳那裡看看，是不是在冒青煙呢！
不過，雖然把地域搬遷看得很重，但生活方式的改變卻是很徹底的，這些百姓很快就都剃了頭，按照田師傅和教書先生的叮囑，虔誠地遵循聖訓，更換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重衛生、儘量洗澡，按要求種地，沒事就去讀書，到村口來聽報紙……雖然聽報紙常常淪為東家長西家短的開大會，大家對於報紙上非笑話的內容絲毫也不關注，有一種能混則混的感覺，但是，該聽話的時候他們倒也不打折扣，尤其是種地上，指哪打哪絲毫不打折扣，因為第一年田師傅來的時候，就有了很慘烈的對比，凡是能聽田師傅的話去種田的，收成都不差，按老經驗來給新稻種施肥的人家，一畝地就硬是少收成了上百斤穀子呢。
至於紅薯，從來沒種過的東西，隻能是按照田師傅的指點來的，‘越聽話日子越好過’，這簡單的道理，可能是在過去的幾年間成功烙印進眾人腦子裡唯一的共同認識，而僅僅隻是這樣的改變，就足以讓他們覺得‘謝皇帝’要顯著地好過‘未皇帝’了，因為以前在未皇帝坐江山的時候，聽話也未必會有好日子過，隻能保證你不會當即就死罷了，而且有時候即便是聽話了也還是要死，而且死得也很快，似乎和不聽話也沒有什麼差彆，還不如不聽話了鬨將起來，至少死了個爽快。
但凡是在未皇帝治下能活下來的人家，都是很唯利是圖的，隻要有好處，他們可以比任何人都聽話，不管明不明白這些舉措的意義，反正他們隻有服從，尤其是在立刻可以看到好處的事情上，村裡人的合作度是最高的，譬如說耕種陌生作物，第一年，九成以上的農民都非常的好學服從，到第一年，對比一出來，這個數字就變成了九成九，剩下那唯獨零點一成不服從、愛偷懶的農戶，莫說村長針對，田師傅嗬斥，就連其餘農戶都排擠他們——
在鄉村中，什麼不孝、霸道，似乎都不是事兒，因為雖然有人受了這些罪狀的妨害，但也總有人會享受這些性格的好處，唯獨的頂天大罪就是不勤勞，凡是不勤勞的人家，就猶如沾了什麼穢物一樣，村裡人都捏著鼻子不願意和他們打交道，甚至還會請求村長，讓縣裡衙門把他們捉走了，生怕這懶惰傳染開來，帶壞了自家的小孩。
就這樣，很快的，村長和田師傅也學會拿捏村民了，開始把一些種新作物的機會，和村民平時的表現結合起來，同時對他們宣講一些其中的好處。就譬如說這種果樹好了，為何農閒時分來做紅薯粉的漢子，都可以在行地講起好幾百裡之外的太湖果農的事情，還有縣裡要開的罐頭廠？他們又是如何知道這罐頭廠是什麼東西？這就是田師傅幾個月來鋪墊的結果，田師傅平時給大家講得仔細，大家這才知道，這果子吃不完，除了做成蜜餞之外，還能做成罐頭，罐頭裡裝的都是好東西……種幾株果樹，好好照料下，幾年後一年沒準又多個千把塊錢的收入，實在不行，家裡人也多個吃口！
好，等大家都想種果樹的時候，再把買果苗的資格和掃盲班的成績一綁定，這不就把農戶們給拿捏了嗎？農戶們這才發自肺腑地認識到什麼叫政審分，政審分的作用……並且開始跟著審視自家的情況：自己雖然不是那種閒來無事就打老婆的孬種，但是不是也染了村裡的習氣，看不順眼了揍個兩拳，踢個兩腳，叫教書先生或者是常來村裡巡視的女乾部看在眼裡？有沒有阻撓家裡的孩子上學，要他們沒事多在田裡乾活？有沒有無視買活軍的規定，私下給不到結婚年紀的孩子成親……
若這些都有，那好事兒憑什麼輪到你頭上呢？倘都跟從著田師傅和指派下來那村長的意見，把這些給改了，雖然平時被人說三道四指指點點，當成了衙門的走狗，沒一丁點骨氣，但這會兒是不是眼看著就得了好處？
雖然都在一個作坊裡乾活，但各家的情況各人自己心裡清楚，有誰能買新種苗，有誰買不上，多少都有個數，彆看作坊裡乾得熱火朝天，這些人第一年來乾這活已經成了熟練工（紅薯粉乾雖然工序複雜，但和做米粉乾道理是差不多的），好像各自都等著賣粉乾掙錢，極有盼頭，其實心底各有各的盤算，隻是都藏著不說罷了。
忙忙的到了下午，因為怕下雨的緣故，還把外麵的缸子都封好蓋上，曬場上的紅薯粗粉、粉乾都收回來在屋子裡晾好，大家各自回到家裡，這才尋了家裡人，把心底話說出口，各自計較起來——對種新果樹這事，其實都是藏了一些沒說，各有各的消息來源，此時各自傾吐，也有從田師傅那裡知道的，也有從村長那裡聽說的，數目倒是大差不差：“第一批新種苗，村裡是有三十/一十五棵，說是一戶人家最多兩棵/三棵，分法一個是看成績，還一個是看政審分，當然也看各家的申請。”
“爹爹/大哥/娘/嬸子……你說，我們家這情況，能不能申請？敢不敢申請？護不護得住這幾株樹苗來哉？怕不要才到手就吃人毒死/拔掉/砍斷……這斷頭債找不到是誰下手，怕倒還欠了衙門的錢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