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陛下。”汲黯艱難的開了口。
說來奇怪,往日他極言進諫，直斥君非，縱然當麵遭遇皇帝暴怒的嗬斥,亦從沒有退縮畏懼過；但而今——而今看著長衫緩帶，麵色從容的至尊，竟爾一時言語艱難,作聲不得。
這當然不是懾於皇權的威嚴，而是某種難以遏製的茫然。在中大夫眼中，皇帝固然英明果斷，但舉止中頗有瑕疵,所謂“內多欲而外假仁義”,臣下有匡正君主的大義,縱使觸怒皇權,亦無不可。
但觸怒**橫溢的英明皇帝是一回事,在天幕劇透了往後兩千年宏偉的曆史進程之後,要駁斥一位為萬世立法、蔭蔽數十代子孫的偉大君主，那道德與心態上的壓力就實在莫可比擬，縱使中大夫也難以承受。
說白了，與能夠左右數千年走向的曆史的人物相辯論駁議，諸位捫心自問，有那個超凡脫俗的天資麼？
汲公不是胡言妄語的狂生，他很有自知之明,因此也相當狼狽。
皇帝卻恰到好處的展現了仁君的風範。他微微一笑,推來一個小小的陶盤。陶盤上是薄荷水飴糖與糯米一起蒸製的糕點，額外又摻入了當歸藕粉，食用後有平心靜氣的功效。
中大夫俯首謝恩，拈起一枚糕點小心咀嚼。卻聽皇帝悠悠道：
“朕已經命人查過了,這天幕所說的桑弘羊不過是一個商人的兒子，出身甚為猥鄙。哎，朕居然任命了這麼個人物來管理鹽鐵這樣的大政，真正是有愧於朝中忠直大臣的勸諫……”
汲公猛的嗆住了。若非及時以長袖遮掩，恐怕會噴皇帝一身的唾沫。他以手按摩胸膛，喘息半晌後歎了口氣：
“陛下就非得這樣調笑老臣麼？老臣素日見事不明，當然有錯……”
皇帝眨了眨眼睛：
“汲公是社稷重臣，怎麼能隨意調笑？朕嘲笑——調侃的是朝中其他的人。此外，朕提及桑弘羊，也不過是想請汲公點評點評這商人出身的小小郎官罷了。”
中大夫頗為無語的歎了口氣，隻覺得天幕剛剛為他樹立的千古一帝的濾鏡碎了一地，果然這種人物，還是可遠觀不可褻玩……
他沉思片刻，終於點頭應承：
“老臣會見這桑弘羊一麵，與他談一談。此外，臣聽聞長安的工匠中有一些頗善巧思，也粗通經義的人才，臣會儘力為陛下羅致。”
中大夫畢竟是老成謀國的人才，雖然心中已被皇帝說動，但思慮仍然極為謹慎，即使要推薦工匠入朝為官，也要先有個經義的幌子做遮掩，才能最大限度減少朝野的反彈。
當然，這樣的權宜之計不可長久；最根本的還是要解決“技”與“道”的割裂，找到工匠經驗中的“義理”……
這似乎應該找幾個墨家的子弟來斟酌。
皇帝欣然點頭，隨即微笑：
“汲公勞苦功高。功高者不可以不賞，朕早已在府庫中預備下了，隻要汲公推舉的工匠能於國有大利，朕便會賜予汲公金千斤，絲綢五千匹；還望大夫不要推辭。”
汲公不覺抬頭看了皇帝一眼——賞賜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舉，無非是將他汲黯當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舉能工巧匠後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樣在前，想來公孫弘、主父偃等必將一馬當先，爭先恐後舉薦工匠了。
……隻要於國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汲公深深俯首：“臣謝恩。”
【如果以漢朝輝煌的產業升級為例，那麼宋代以後的華夏王朝就簡直是不可以原諒——他們的保守、自閉、冷漠是不能用客觀條件來推諉和解釋的。如果宋以後擁有造紙術、火藥與馬鐙的華夏都算是被客觀條件所局限的話，那麼交通條件極為原始，尚且隻能依賴竹簡來傳遞消息的漢朝，又是怎麼完成它領先世界一千年的技術革·命的呢？
歸根到底，產業進步還是一件高度仰仗於人力、仰仗主觀意願的事情。武皇帝時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戰國至秦以來冶鐵技術爆發的前夜；但技術進步從來不是水到渠成後就可以順理成章瓜熟蒂落的東西，技術的萌芽固然是珍貴的，但注意到這寶貴萌芽的敏銳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資金的強硬意誌，才是決定一個文明命運的關鍵抉擇。
如果諸位意識不到這些品質是多麼的珍貴，那麼不妨將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後。自唐末五代以來，煉丹術士們開發出的火藥便已漸漸應用於攻城摧堅之中，那麼，麵對著這堪稱偉大的軍事變革，足以改寫一切戰場邏輯的技術，大宋——庸庸碌碌數百年的大宋，被蠻夷滅國兩次的大宋，又有何作為？
產業技術的飛躍當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運。但僅僅將技術歸之於珍稀與罕有的天命，則無疑是對武帝最大的侮辱。運氣或許是實力，但鑒彆運氣、把握運氣需要更大、更堅決，更不可動搖的實力。
如果對武帝的水準與眼光沒有什麼概念，我們可以稍稍舉一個案例。張騫出使西域十餘年，曾在大夏見到了蜀地生產的邛竹杖、布匹，是從身毒千裡販運來的珍物；見多識廣的博遠侯立刻意識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嶺，必然有一條直通身毒的隱秘商路，而以此轉運漢地的貨物，不但可以避開西域匈奴人的侵擾，還能掌握對外貿易的主動權。
回朝張騫上報了猜想，皇帝的反應是“欣然”，立刻任命張騫為發間門使者，四道並出，鑿通蜀地商路，強力平定西南盤踞的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於此。
當然，相較於武帝開拓西域的偉業，他在西南商道的經營實際上是不足掛齒的。《史記》、《漢書》中均隻有寥寥數筆而已。但卻正是這寥寥數筆的小事，反而愈發能凸顯武帝那真正超乎於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與平西域固然是輝煌的功業，但也恰恰因為它無可質疑的戰略地位，曆來便被漢帝視為頭等要事；所謂“複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從來都是念茲在茲，秣馬厲兵不敢稍忘；執行這偉大的戰略固然艱難，但至少決策上是不存在什麼問題的。曆代皇帝已經反複思慮過了，繼嗣之君隻需蕭規而曹隨即可。
但開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較於征伐匈奴曆時數帝的思慮，鑿通蜀地的依據不過隻是張騫的一句話而已！
張騫會不會在撒謊？張騫會不會忽視了關鍵的消息？開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彌補成本？
每一個問題都無法回答，但偏偏每一個問題都是致命的。換言之，這是極端模糊、扭曲、充滿了信息迷霧的領域，朝廷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拒絕決策，選擇保守，將張騫的彙報一筆帶過。但也唯有在這樣模糊扭曲充滿信息迷霧的領域，武皇帝那種敏銳到嚇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脫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現出頂級政治家的能力。
僅憑一個使者在數千裡外的異國他鄉聆聽到的隻言片語，就果斷做出國策級彆的調整，這在各種意義上都近乎於瘋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僅做了，還做得相當堅決，也相當成功——他耗費巨資開辟的商道，後世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曰“茶馬古道”。自漢以降，西南商賦，蜀民生計，多半仰給於此；直至——直至百年以前，華夏最黑暗、最慘酷的年代裡，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斷的時候，困守西南的中國人所唯一能仰賴的物資補充渠道，還是這條古道。
什麼叫光耀百代的判斷力？什麼叫遺澤子孫兩千年的決策？這就是。
當然，鑒於記載的簡略，要從短短數句分析出武帝判斷的依據，是不大可能了。但縱覽史冊，撫古追今，所唯一能形容皇帝的，恐怕也隻有留侯張良的那句“殆天授之”了——真正是蒼天所授，人力很難理解。
說白了，武帝當朝數十年，用人施政上的錯誤算是應有儘有，甚至翻過巫蠱之禍這樣的大車，在政務的具體料理上未必能有那麼突出；真正能令他高舉於曆史的頂點，乃至始皇帝與唐太宗亦有所不及的，恰恰是那種敏銳精準不可思議的戰略判斷——武皇帝在執行上或許翻過車，但至二十二歲掌權伊始，他就從沒有在宏大的戰略決策中犯過一丁點的失誤，有過任何不該有的遲疑。
什麼叫“宏大”？這所謂的“宏大”，影響的甚至不止都大漢一朝。以武皇帝的作風，他決策所遺留的恩澤動輒是千年起步，各種意義上的萬世效法。譬如鹽鐵官營，譬如冶金技術，譬如絲綢之路，譬如西南的商道。如果展開曆史稍稍閱覽，那麼除了各代沿襲不輟的秦製秦律以外，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製度與體係的變革，大多都發生在武帝的那數十年。
甚至——甚至到了現在，我們回望這一個世紀以來的商業貿易思路，也能發現某種驚人的即視感。
所以說，後人還真是沒有創造力呢，對吧，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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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相當矜持，而又謹慎的咳嗽了兩聲。
“……其實後人也還不錯。”他很謙虛的說道：“朕看那個姓李的唐太宗，就很有創意麼。朕聽聞他施政的種種舉措，也頗受啟發，很有共鳴。”
正襟危坐的汲黯麵無表情，隻是平靜的看著至尊的天子。
皇帝稍稍有了些不自在：
“汲公想說什麼？”
中大夫深深歎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