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次日的清晨，小雨綿綿，春雨貴如油，這一場春雨來的及時，可以讓百姓們少澆水灌溉一次，省了力，也省了爭水的紛爭。
巡檢邊方、閱視鼎建，將監察責權重新伸進了晉黨的核心，宣府、和大同兩鎮。
廷議已經開始，小皇帝在月台之上聽政念書，朝臣們在下麵吵吵嚷嚷。
暹羅國王華招宋，差遣夷使進貢方物（土特產），夷人使者說原來的印信勘合，因東牛國攻破城池被燒毀了，請求補一個，禮部尚書陸樹聲請旨補堪合。
朝鮮來了使者謝恩，禮部請旨宴請。
都察院有禦史請王守仁從祭祀孔廟，王錫爵駁斥，不是王守仁的學問不行，確切的說，是有很多的士大夫把心學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中，知行合一這個大前提給丟了，隻剩下了致良知。
這樣一來，王守仁的心學，似乎隻要有良知，一切都可以成功，再給王守仁從祀，恐為世道人心之害。
經過了短暫的辯論，王錫爵辯經大勝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認知和實踐是相輔相成的，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隻剩下了致良知，隻要想就能成，這不成了拜火教、景教這些異端了嗎？
想把王守仁抬到孔廟裡，那儒學士們就不能隻談致良知，就必須要談知行合一，談實踐，而不是高談闊論，眼高手低。
朝臣們忽然開始了吵鬨，朱翊鈞抬起頭，看向了引發廷議爭論的戶部尚書王國光。
王國光頗為鄭重的說道：“軍士糧餉，給折色則易於蕩、給本色則可得實惠，在核算九鎮冗費之事上，發現了糧餉胖襖折色給銀子，落不到軍士的手中，反而是給實物，軍士們能落到幾分實惠。”
“整個九邊，除了薊州、永平、山海關三鎮，能給半餉，其餘六鎮，軍士半餉都拿不到。”
王國光在斷人財路。
發實物也有可能會被人侵吞，但是這些實物折現，就要出手，出手就需要人力物力販售，參與的人越多，事情被揭露的可能就越大。
一旦某地市麵上流出了軍用之物，各地方的監察禦史還能監察一二，大明的糾錯機製還能發揮一些作用，但是發銀子，連出手都不需要了，銀子從朝廷流轉向軍卒的過程中，就會一層一層的被剝盤，到了軍士的手中，還能剩幾分銀。
“銀貴穀賤和銀賤穀貴，這種完全衝突的現象，在大明腹地和邊方，屢屢出現。”王國光頗為確切的說道：“邊方多為軍卒，農戶本就極少，糧少耗糧多，銀子多了，糧就越來越貴，造成了銀賤穀貴。”
“而腹地因為一條鞭法的推行，農戶比較多，糧多銀少，糧食越來越賤，大明腹地，銀貴穀賤。”
“邊防不寧，生民不安。”
“這麼說還是太麻煩了，我自己畫了張圖，大家一看就知。”
按照設想，朝廷從大明腹地收銀兩，而後朝廷把銀兩以軍餉的形式發給邊方，商人從腹地運糧到邊方，交易獲得白銀，再把白銀帶回腹地。
在製度設計上，這是一個完整的內循環。
但是在執行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朝廷從大明腹地收銀兩，產生了另外一個可怕的製度性腐敗——火耗。
朝廷要的是金花銀，雜質較少，民間能征到的大多數為雜色銀，雜質較多。百姓們用雜色銀交稅，就要多交一部分的火耗稅，火耗全看地方稅吏，本該每兩一分到兩分（1%到2%），能達到每兩一錢到兩錢甚至更多。（10%到20%）。
而朝廷把軍餉發給邊方，這金花銀從朝廷送到邊方，就變成了雜色銀，雜色銀也就罷了，能到軍士手中也還好，但往往因為無法監察，導致軍士彆說足餉了，哪怕就是半餉，也是難如登天。
戚繼光統領三鎮之地，能保證的也隻有跟著他來到北方的浙兵能領到足餉，至於本來的衛所軍士，戚繼光能讓他們領到半餉，已經是戚繼光的刀子鋒利。
商人從腹地運糧到邊方，損耗極大，但是這差價卻彌補不了沿路的損耗，商人就懶得運糧了。
商人也不會把銀子帶回腹地，而是就近購買邊方貨物，運回腹地，賺取差價。
這就導致邊方的銀子越來越多，糧食價格飛漲，銀賤穀貴；
而腹地，因為財富的高度集中，白銀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百姓要交納稅賦，就要用糧食換銀子，這就造成了銀貴穀賤。
這個納銀開中法的內循環設計，看似是邏輯自洽，是成功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是極其失敗。
大明本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用內循環解決邊方糧草問題的方案，那就是納鹽開中法，也就是鹽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