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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文武的案子非常簡單，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警方就結束調查。
調查結果也與許一冉記憶中的一致——人是自殺的。
這個結果，霍母不願接受。
許一冉陪她去了警局，向警方詢問情況。
“我的兒子活得好好的，為什麼要自殺？他一定是被誰給害了。”
霍母語無倫次，反複對警方闡述著她對兒子的印象。
“他從小懂事聽話，從不讓人操心。”
“他體貼人、性格也好、朋友也多。”
“她說過……”
“可查案辦案，都是要講究證據的啊。”被嘮叨的沒有辦法，警員無奈打斷霍母的話。
霍母就呆愣愣地站在那裡流淚。
“誰能幫幫我？”她說。
出於對這位可憐母親的中年喪子之痛的同情，負責案情的警員認真向許一冉等人解釋過所調查到的情況：
首先是小診所附近的監控，在當天並未有可疑人員出現。
其次，在晚上十一點後，接待完最後一位病人，是霍文武親手關閉了診所的門窗，診所內也隻留有霍文武一個人。
再有是現場藥品包裝和遺書上均為檢測出第二人的指紋，遺書的字跡對比也吻合霍文武本人的。
這些證據足以證明，從買藥、取藥、服藥，都是霍文武自己做出的選擇。
但若要讓警員解釋為什麼一個準備自殺的人，會在前一天願意陪妹妹去歡樂穀，還答應第二天要接她去爬山。
他無法解釋。
“我們從他的取藥記錄裡查出，他有長期服用安眠藥的藥史。”
“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他的手機通訊錄裡隻保留了您和許小姐一家人的聯係方式。沒有任何朋友、或是其他認識的人。”
“或許這兩條線索，是唯二靠近他選擇自殺的原因。”
“可我的孩子，他性格開朗、開得起玩笑、和誰都能玩得開。他最喜歡和人交朋友了，高中時候經常會帶朋友去家裡玩。”
霍母描述的霍文武和警方調查到的結果就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而前者是才是許一冉熟識的表哥。
許一冉目光看向那位警員：“我想知道表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服用安眠藥的。”
雖然仍舊沒能救下表哥，但不同於曾經的她，隻會站在舅媽身邊用蒼白的語言試圖寬慰，這一次，許一冉試圖根據僅僅留存的一些線索，尋覓真相。
她想知道表哥究竟是不是自殺，
以及，為什麼會漸漸疏遠朋友，
為什麼會徹夜難眠，乃至長期服用安眠藥物。
表哥是學醫出身，應該最懂這類藥物對身體的副作用，以及多次服用會產生的依賴性。
警員道：“根據診所的記錄，從他開診所起，就一直在服用藥物了。”
“可他大學一畢業就開診所了啊？”霍母有些茫然地問，“是因為那時候創業壓力太大了嗎？”
因為相隔兩座城市，霍母對霍文武的大學階段幾乎沒有過了解。
許一冉問：“舅媽，表哥大學時候還帶朋友去家裡玩過嗎？”
“有啊，”霍母努力回憶，“大一大二他有帶過同學來家裡。”
“大三那一年他在搞創業，還帶了幾個朋友來家裡做客，說是一起做生意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