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興勝於戰爭,也毀於戰爭。
靠著戰爭，羅馬就像一千多年後的日不落帝國，用暴力撬開彆國的大門，靠著貿易與吸取殖民地的血液來完成自身的富強,最後成為歐洲各地的移民首選。可以說,某些跪舔族裡的燈塔國跟這時候的羅馬相比,那就是個弟弟。畢竟燈塔國的雙標之名雖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是在表麵上，他們還是要扯條名為“人權”的破布，多少掩蓋下內在的種族不平等與暴力問題。
可是在古羅馬,這種破布是不存在的。
因為《公民法》與《萬民法》的存在就是將不平等之處毫無保留地展示在眾人的麵前,直接告訴所有人，你的階層早在一出生就被設定好了，所以你隻能去順從它，而不是去反抗它。
從這一方麵來說，羅馬人也是挺懸玄幻的——一個追求共和製的國家卻將等級視作理所當然的事。
至於這些跟羅馬的毀滅有什麼關係，隻能說一個帝國在變大變強的過程中，它的離心力也會隨之增加。
就像你不能用管理小作坊的那一套去管理大工廠,大公司。
你也不能用管理幾萬人城邦的方法去治理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國家。
隨著羅馬的貿易越做越大,戰爭越打越遠，它的行程成本，後勤成本，以及軍事成本正以驚人的速度脫離製度的掌控。
彆看古羅馬已經“先進”到有銀行,借貸人，以及各式各樣的金融機構，但是跟現代的貨幣係統相比，拋棄各種稱謂與含金量的古羅馬貨幣，其實隻分金幣和銀幣，其存在不僅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出現各式各樣的貶值問題，更是會因其重量而導致貨幣的流通性很差，無法滿足現有的交易市場。
而且考慮到羅馬人對於國家機器和自由的敏感程度，除了神殿，沒人敢搞出大銀行的操作。即使是皇帝本人，如果不想被扣上掠奪人民財產的暴君帽子，在動用國庫前也得找各方勢力“商議”一二。
對此，考慮到加重稅收會引起民怨，古羅馬政客的常規操作就是拉閘防水——通過降低含金量和含銀量來給貨幣減重，從而緩解軍費上的困難，但也會造成通貨大膨脹。
尤利烏斯.愷撒曾通過高純度的金幣來穩定貨幣市場，從而使得羅馬的各行各業得到極大的發展。
而在屋大維和提比略執政時期，對於財政製度的進一步優化，以及限製不必要的開銷讓羅馬之前疲於軍費的國庫有了一定的緩解，甚至在某些程度上進一步加固了羅馬市場的穩定。
然而到了卡裡古拉的執政時期，他在短短三年內的暴|政將國庫的開支撕開一道大口子，即便克勞狄烏斯上台後有所緩解，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尼祿直接用一場羅馬大火和龐貝陷落讓古羅馬的貨幣貶值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加速，差點讓古羅馬變成二戰後的德國或者瘋狂印鈔的委內瑞拉。
對此，還來得及做些什麼的屋大維婭，才會在此前瘋狂地收集成色較好的金幣和銀幣，因為她的的野心是想控製古羅馬的貨幣權和大部分流通渠道，就像梅耶.羅斯柴爾德曾說過的那樣——“隻要我能控製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製定法律。”
而縱觀曆史，歐洲和美洲的政壇其實都是財閥在幕後操控國家。
美第奇家族如此，羅斯柴爾德家族亦是如此。
屋大維婭的野心是想將雷必達家族打造成古羅馬的美第奇。
但問題是，錢有了，她要如何開始？又要用什麼手段來防止貨幣或者信物的造假？
要知道在金屬貨幣大行其道的當下，都有人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偽造貨幣，用廉價金屬充塞裡芯，然後再在上麵塗上一層薄薄的金銀來糊弄人眼。
要是屋大維婭真想介入銀行事業，開一家擁有各項增值服務的銀行而不是神廟裡的小金庫，那麼支票與防偽造手段的出現，政策的支持，以及足夠的客戶，便是比龐大的資金儲備還要讓屋大維婭感到頭疼的事情。
如果說獲得貨幣的重鑄權隻是哄哄尼祿就能辦到的事情，那麼屋大維婭現在要做的事，可不是哄一哄皇帝就能被元老院或是公民大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放過。
就像她通過軍費壓力來迫使三方勢力通過了對羅馬婦女的權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