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好朱三等人的事後, 王謹便開始為縣試做起了最後的準備。
係統裡的數據庫裡，有舊時間線流傳到後世的所有科考題目及程文，這對王謹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真題庫。
不過, 王謹並沒有從一開始就貿貿然地去研究那些真題, 而是等到跟著齊秀才一點一點的打好基礎，並且了許多本朝的程文之後，才開始去關注這個真題庫。
畢竟, 每朝每代都有不同的社會風氣，也都會出現一些主流的思想和學說。直接去研究後世的, 尤其是明、清兩朝的科考題目，他擔心自己會先入為主, 陷入誤區。
而至於說，靠著這個數據庫去作弊…王謹更是想都沒想過。
每個人作詩寫文章時，都或多或少的會有自己的小習慣。行文風格，慣用的詞句，習慣的停頓處，注重邏輯或者是注重詞藻，人生閱曆，隱藏的情緒等等等等, 這些小細節，在那些於筆墨裡浸淫了一輩子的文人眼裡, 那就跟簽了名字一樣明顯。
所以, 雖然為了防止作弊, 本朝除縣試之外的考試都采用了糊名謄錄製, 跟考生有關係的考官也需要回避, 但如果某個考官想要給好友或者上司的子侄放水, 那他隻需要事前隨便翻看幾篇那位考生之前寫過的文章, 到判卷時，十有八/九就能把他的卷子認出來。
雖然不能做得太明顯，但把名次往前提個幾位還是沒什麼問題的。這也是齊秀才告訴他們的一些科考之路上的潛規則，隻能算是徇私，倒也算不上舞弊。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拿後人的文章來應付科考，或者是做一個“文抄公”，用各種流傳千古的詩詞給自己堆一個才子的名頭出來，那就真的太過小瞧古代文人的眼力了。
王謹從來都不會小看這個時代的人。
北宋時期本就是曆史上文氣最盛的朝代之一，再加上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北宋時期的文人們那都是既有才名，又會做官，還都有極其鮮明的個性。就像蘇軾、歐陽修、範仲淹、晏殊這幾位，哪一個不是既能在朝堂上身居高位，又能在文壇各領風騷，並且都各自流傳下了不少奇聞逸事。
而到了本朝，太/祖雖然沒有正麵回答咱們到底殺不殺士大夫這個問題，但到目前為止，除非是牽扯到謀逆大罪，一般情況下，在本朝做一個文官，生命安全還是非常有保障的。
再加上太/祖在位時改革科舉，興辦官學，還提升了官員們的待遇，這也導致本朝的文氣比起北宋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各種文人才子層出不窮。
王謹即使是站在後人的肩膀上，也絕對不敢小瞧這個時代土生土長的天才。
北宋興起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在本朝依舊深入人心，而像山西這樣有些“重商輕文”的，隻能說絕對是特例。
王謹依稀記得，在晉商迅速崛起的明清兩朝，這幾百年間，山西沒有出過一個科舉狀元。在山西民間甚至還有“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有兒開商店，強過做知縣”這樣的俗語。
而由於太/祖的出現以及幾代晉王府對太原城的治理，這一切都在無形中加快了晉商的發展。晉商家族講究代代相傳，聰明的後輩自小就被培養著繼承家業，悟性一般的才會被送去讀書，自然也就很難讀出什麼結果了。
當然，在當今聖上以晉王之身成功造反之後，不少有遠見的山西人們又重新燃起了對“功名”二字的渴望，並且理所當然地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下一代之上。可以說，如果王謹再晚幾年參加科考，那他要麵對的一定是要比現在激烈幾倍的競爭局麵。
雖然如今的山西那股“重商輕文”的風氣還沒有完全散去，這或許會讓王謹科考之路的前半部分輕鬆一些，但想到那些自幼被文氣熏陶，能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江南才子，想到那些京城裡從小耳濡目染，有名師教導的世家子弟，王謹實在是一點都不敢掉以輕心，也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天賦、有見識、有金手指，碰上他們就一定能穩贏。
因此，自從開始啟蒙之後，王謹就從沒鬆懈過一日。
除了齊秀才給他布置的功課以及每日一篇文章的慣例，他還會自覺地給自己追加額外的作業。偶爾的放鬆，也要麼是在練字畫畫，要麼就是在讀史下棋，每天的時間表都排得滿滿當當。
可王謹也並不覺得有多辛苦。上輩子隻能被困在病房裡，這輩子有機會創造自己的價值，他當然要付出全部的努力。要麼不做，做就一定要做好，這向來都是王謹的原則。
幸運的是，在大量了後世的科考試題之後，王謹意識到，以齊秀才的水準，無論放在哪個朝代，拿一個舉人都是完全沒問題的，甚至連進士都有很大希望。像王謹這樣一個蒙童，能碰上齊秀才這般水準的啟蒙先生，那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於是，仿佛是遇到了水的海綿，又像是掉進了米缸裡的老鼠，在齊秀才的諄諄教導和數據庫裡大量真題程文的雙重轟炸下，王謹寫出來的文章有時連齊秀才都忍不住要拍案叫絕。
如今距離縣試隻剩下一個多月，王謹依舊堅持每日寫一篇文章，每隔幾日就送到齊秀才處讓他點評，即使是過年那一天也不例外。
齊秀才從前也自認是一個極用功的人，可如今碰上王謹這樣一個天賦極高，但卻又極度自律的人，倒真是讓他有些自愧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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