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芝龍開闊了他的眼界，早早的曆練了他，還給了他親情，現如今的鄭森與曆史上的國姓爺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他相信鄭森即便不能像一個穿越者一樣開掛，也一定能成為一個放眼看世界的君王。
何況明儒雖然一樣很垃圾，但明儒比之滿清犬儒好的一點在於，明儒樂於接受外來的文化，或者說是還沒有盲目自大到藐視一切外來的文明，而不像滿清時候的儒家，那‘士大夫’三個字放到他們身上就是對著一稱呼的侮辱。
這是一種學風，這是一種社會意識。
如今時候的中國文化階層，既然存有這麼一個好的風氣，那當鄭氏橫掃四方，建國定鼎之後，中國與西方之間便能很自然的產生密切的交流，是西學東進還是東學西進，這都沒阻礙。甚至都不局限於文化、軍事方麵，而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麵麵。
乃至在鄭氏也進軍天竺、美洲、非洲等地的時候，雙方間還會成為競爭對手，繼而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也不稀奇。
而戰爭的勝負也隻會叫雙方更加的重視彼此。
人可不是鴕鳥，打敗了仗後都會知恥而後勇的，都會弄明白為什麼會敗，都會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當東西方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國家、民間各方麵往來的時候，甚至當彼此還會爆發起激烈戰爭的時候，那中國的科技水準和軍事水準就肯定不會被歐洲拉下。
老美南北戰爭的時候，大家還玩排槍擊斃，但普法戰爭後，後裝步槍便就全麵代替了前裝槍不是麼？因為戰爭的效果就擺在那裡的。隨後後裝槍炮便就迎來了飛速的發展。
就像那奧斯曼帝國一樣。曆史上奧斯曼雖被稱為歐洲病夫，可奧斯曼人的軍隊絕不會在敵人都普及了後裝步槍的時候，自己還大量裝備著前裝滑膛槍。
同樣是與英法交戰，約翰牛和高盧雞絕不敢隻派出一兩萬人就打下了伊斯坦布爾。
所以，在這個時空裡，便是那第一次工業革命依舊最先在歐洲爆發，中國也不會落得原時空那般淒慘的下場，百年恥辱史自也將不複存在。
因為，戰爭就是促進科技發展最有效的催化劑。腐朽無能如滿清者，每次打敗仗後都要振作一陣呢。
至於說鄭氏定鼎天下之後，這普天之下的讀書人又會如何？鄭芝龍就嗬嗬了。
有誰會覺得讀書人敢頭鐵的跟當朝者頂牛，敢一條路走到黑呢？曆史上儒家改頭換麵，改弦易轍的事兒又不是沒有。
鄭皇帝討厭理學，要把朱熹打入爛泥坑裡，他們隻會痛快的上來踩上兩腳，哪怕臉上滿是痛惜。
何況鄭芝龍也沒想徹底的滅絕儒家，千百年的光陰，儒家已經跟華夏文明徹底的粘合一處了，你怎麼去滅它？
你的行為準則，你的人生三觀，還有這傳統美德，還有這社會上的政治正確，很多東西都跟儒家死死地綁在一起，你怎麼去斷？
那位神人掀起的狂瀾都沒有達到這一目的，誰會覺得自己比那位更牛？
鄭芝龍隻是要把宋儒理學變成‘事功之學’，把談心性變成乾實事，這也是當下不少儒家士子已經提出來的主張麼。
就是不說當下，就是曆史上南宋永嘉學派的主張就很不錯。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代表人物葉適推崇“功利之學”，用他的話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而且人家雖然重視事功，提倡“務實而不務虛”，但也絕非“專言事功”，隻是使用“功利”來衡量義理是否正確。理論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方能下結論，倘若不加檢驗，那麼就成了“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在人身上表現為道德不可能脫離功利而獨立存在，即“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鄭芝龍真心覺得很不錯。
而現如今鄭氏的內部，以陳鼎等為首的一批人，已經在開始尋找永嘉了。沒辦法，當年與理學派、心學派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現如今早就隻存於史書中了。
但陳鼎他們也不是真的要徹底恢複南宋時候的永嘉學派，他們更多是提取了永嘉學派的一些個主張，一些個被鄭芝龍讚同、認同的主張，然後依次為中心還是醞釀來。說到底，他們就是在給自己尋一個光鮮照人的“祖宗”罷了。
可隻要中國能從理學走向功利，鄭芝龍就覺得今後的中國（這個時空），以它的基本盤，以他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就真可無憂了。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老子這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