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族氏宗譜――四年前契丹鐵蹄南下，族人被屠了個乾乾淨淨，自己一個人孤身逃了出來，如今在世上已然是窮竭一身舉目無親了。
這也不算說謊，在這個時代，李文革絕對稱得上舉目無親，連他的十八代祖宗都還沒出世呢。
李彬填好了敕牒，平鋪在案子上晾乾，隨手又抽了一張紙出來――那是印著李文革鮮紅手印的賣身契，當著本主的麵，李彬將這張質量粗糙的紙撕得粉碎……??“李文革，這是老夫最後一次直呼你的名諱，自今日起，你不再是李某人的奴仆，不再是卑賤的等下之人，你是我彰武軍的隊官，是延州節度轄下的陪戎副尉！”
這是李彬離開李文革的“病房”
時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李文革就這樣成為了延州藩鎮的一名軍官。
作為一名九品武官，李文革開始擁有自己的月俸了，理論上，從九品武官的月俸有三十石，按照這個時代那高得離奇的米價，刨去單領的醬菜和食鹽之外，換算成銅錢應該有十八貫之多。
對於李文革這樣一個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的單身漢而言，這已經是極大的一筆財富了。
然而實際上李文革每月拿到手中的隻有不足兩貫銅錢，當然，這點錢也足夠他把自己喂飽的了，這時候的李文革開始有點理解這個時代的軍隊為什麼動不動總要鬨嘩變了，這麼一點微不足道的錢，就連軍官們養家糊口都很困難，更不要提那些餉錢遠低於軍官的士兵們了。
衣食足乃知榮辱，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任何對士兵的軍紀要求都是苛刻而不實際的。
像李文革的時代那支長途跋涉兩萬五千裡為信念和信仰而戰的紅軍，絕對屬於超時代的產物，在文化水平相對低下的時代裡鑄造出一支這樣的軍隊是不可想象的，隻能說，那個時代的某些人的能力超出了正常邏輯的判斷範疇。
因此延州藩鎮的士兵軍紀差就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市麵上的公開搶劫幾乎每天都在生，延州的軍法機關和禦史監察機關對此抱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軍官們的收入微薄，因此在軍隊中杜絕貪汙*幾乎是不可能的，延州幾乎沒有不吃空額的軍官，延州節度府對這種情況並不禁止，這種文化自中唐以來已經盛行了將近兩百年，對於一種已經延續了兩個世紀的頑固習慣，任何人去撼動它所需要的都不僅僅是勇氣。
唐末以來關中兵禍連接，本來人口便一直在減少，延州的情況更為特殊，自從北麵占據四州之地的黨項李家興起之後，這塊原本算是關中膏腴之地的土地便開始麵臨嚴重的軍事威脅，數十年來中原王朝輪替軍閥爭戰，石敬瑭活著的時候對這片地方還算有點控製力，但是自從契丹鐵蹄南下黃河，五年來黨項的活動大大加劇，幾乎每年秋高馬肥之際黨項人都會大舉南下，搶奪延州農民辛苦一年的勞作果實。
這種年度劫掠與契丹的打草穀並不相同，朔方軍馮家和彰武軍高家是黨項劫掠的主要目標，這種劫掠的目的並不是非計劃性純粹搶劫，當向人每次南下，除了精銳的騎兵部隊之外，總會裹挾大量的漢人奴隸，這些奴隸會成片成片搶割延州的農民們還沒有來得及收割的莊稼，這些糧食對不事農耕的黨項人而言是必要的過冬物資。
朔方馮家的軍事武裝相對強大，有著將近萬人編製的作戰部隊，即使是在關中地區所有的藩鎮當中，馮家也是屈一指的。
但是延州高家就要相對若得多了，彰武軍全軍兵力不過兩千人出頭，作為傳統的延州軍閥，高允權並非不想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如果沒有黨項的威脅，這或許不算什麼難事。
延州十個縣，總人口將近三萬戶，供養一支五千人的軍隊還是綽綽有餘。
但是在黨項人的威脅下，延州的所有農戶都人心惶惶，每年都有上千戶農人拋棄家園南逃，成為流民。
沒有足夠的糧食儲備，高允權的擴軍計劃隻能是紙上談兵。
這也是延州節度府不肯給軍官和士兵足額餉俸的原因，關鍵時刻沒有必要的物質刺激，根本沒有士兵肯上戰場去賣命。
然而事實上諷刺的是，越是這樣，彰武軍的戰鬥素質下滑的就越快，彰武軍在戰場上見到黨項人的騎兵就立即崩潰的事情已經生了不止一次了，最近一次帶隊的軍官們甚至連城門都不願意出，被徹底激怒的高允權停了全軍的月俸，於是引了廣順元年八月的兵變。
彰武軍目前編製了五個營的作戰部隊，每營編製了五個隊，每個隊編製兵員五十人，加上每營隸屬的斥候隊和直轄於衙內指揮使的斥候大隊，理論上應該有一千六百人的正兵。
但是實際上，彰武軍五個營的總兵力也就是一千人出點頭，將近六百人的空額被各級軍官吃掉了。
按照標準配置，每個隊都設置一名仁勇校尉作為隊正，一名陪戎校尉作為隊副。
但是實際上，目前彰武軍每隊頂多有一名陪戎校尉作為隊正，隻有不到半數的部隊配置了隊副，而這些隊副全部沒有軍階委任。
李文革被衙內指揮使司分配到了左營丙隊，不是做隊副，而是直接做隊正。
原因很簡單，左營丙隊此刻還沒有隊正。
左營丙隊的隊正，一個叫做丘勝得的陪戎副尉，在八月兵變那天被李文革當街刺殺。
於是，後周廣順元年九月，李文革身披李彬贈與的鎧甲來到了彰武軍左營丙隊，正式就任該隊隊正，這也是彰武軍建軍以來丙隊的第三位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