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田租戶調製乃繼承了兩漢的賦稅製度而有所改革。從田租看，漢代是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分成田租製，曹魏改為畝收四升的定額田租製。兩漢統治者向農民按分成製收田租，係多產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額田租向農民征稅，則增產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之願意精耕細作，多產歸己。
曹魏重視農業的另一實證是其大興水利，其工程的規模和數量在三國中首屈一指。如青龍元年關中一帶辟建渠道，興修水庫，一舉改造了三千多頃鹽堿地，所獲使國庫大為充實。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糧食產量倍增。
手工業
曹魏建置大型官營手工業作坊，發展手工業生產。鄴、洛陽等貿易城市，商業經濟發達，和海外有貿易往來。此外造船業、陶瓷業、絲織業、製鹽業等等也都十分發達。
商業
由於東漢朝廷的崩潰，無人重鑄磨損不堪的銅錢，加上大量私錢出現。到三國鼎立後，新發行的銅錢未能廣泛通行，隻好正式以布帛穀栗等實物為主要貨幣。
人口
三國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墾田麵積最廣，這正是當時三國中以曹魏實力最強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製，組織流民耕種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這使得社會秩序恢複，增強曹魏實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萬人[14]，滅蜀後達537萬人[1]，現代學者考慮未納入的屯戶、兵戶、吏戶、隱戶、佃客、部曲等人群，則曹魏境內約有1300萬人[15]。
藝術
曹魏雖然是以軍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學上具有相當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於寫詩，時稱三曹，後世又稱建安文學。即使到了後期其君主也頗有藝術造詣，如曹髦擅長詩文、繪畫，被譽為“才子”。
哲學
在哲學方麵，繼兩漢經學之後，一個對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哲學流派玄學在曹魏時期誕生，這是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成就。玄學思潮開端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釋《周易》，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即“無”是宇宙的本體。王弼、何晏的玄學與兩漢神學目的論有顯著區彆。兩漢神學目的論是被陰陽五行、讖緯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學則在繼承和發展道家思想的基礎上，援道入儒，調和儒道。兩漢神學目的論表現為宗教式的教條，而玄學則表現為思辨性的論理。
而嵇康提出元氣自然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在政治上反對虛偽的禮教，敢於同強權進行鬥爭；在認識論上，強調理性，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能衝破儒家思想的束縛，啟發人們自由思維；但，也有消極遁世及唯心主義雜質等思想，這種思想矛盾正是時代的產物。
宗教
三國之時，西域僧人繼續東來洛陽，譯經弘法，佛教進一步發展。
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出中國第一本“佛律”—《僧祗戒心》，並請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為中國戒律之始，曇柯迦羅亦被尊為中國律宗之祖。朱士行在洛陽登壇受戒，成為第一位受戒的漢僧。
朱士行也是第一位“西天取經”的漢僧。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西渡流沙，遠赴於闐（今新疆和田）。他寫的《大品般若經》梵本90章60餘萬言，遣弟子送還洛陽，此時已入西晉，該經後被譯為《放光般若經》。
文學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在中國文學史上，“建安文學”作家輩出，成就輝煌。其代表人物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都曾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曹植的《洛神賦》、王粲的《七哀詩》、蔡文姬的《悲憤詩》，都是傳頌千古的佳作。
正始是曹魏齊王曹芳的年號。“正始文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阮籍的82首《詠懷詩》、嵇康的《幽憤詩》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
在理論著作方麵，有曹丕的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典論》。遺憾的是，隻有《典論·論文》一篇存世。
經學
黃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開太學。
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經28塊，因用大篆、小篆、隸書三種字體所書，故也稱“三體石經”或“三字石經”，內容包括《尚書》《春秋》及《左傳》等。東漢時創立的靈台、辟雍、明堂等禮製建築，其後也均為曹魏所沿用。
機械
曹魏的科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一批傑出的科學家，他們在各個領域取得一係列重要成就。在機械學方麵，以馬鈞的創造最為突出。
馬鈞改造的織綾機，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創製的龍骨水車，可以連續不斷提水；他創造的指南車，不管車向何方行駛，車上的木人總是指向南方。他還創製了水轉百戲、輪轉發石機等。有人給魏明帝貢獻百戲木偶，設計雖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動作。魏明帝令馬鈞設法改造。馬鈞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車輪的東西，平放在地上，然後引水使輪轉動，輪既動，上麵的木偶也一齊動作，它們或擊鼓吹蕭，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擲劍，或緣繩倒立，形象栩栩如生，變化多端，使觀者大享眼福。馬鈞認為諸葛亮製作的連弩“巧則巧矣，未儘善也”；言他可以增加連弩功效五倍。另外，馬鈞還擬製一種威力極大的攻城器具——發石車。
地理
在地理方麵，裴秀創製了《製圖六體》，即編製地圖所應遵循的六條準則：一，“分率”，即比例尺；二，“準望”，即方位；三，“道裡”，即距離；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後三條說明各地間由於地勢起伏、傾斜緩急、山川走向而產生的問題。裴秀認為以上六條是相互關聯、相互製約的。如果地圖上沒有比例尺的標記，則不能確定距離的遠近。如果隻有比例尺的標記，而無方位，則某地的方向雖然從某一方向看是對的，但從其他方向看就不對了。如果隻有方位的確定，而無道路的實際路線和距離的表示，那麼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該怎樣通行了。如果隻有路線和距離的標記，而無地麵高低起伏和路線曲直的形狀，則道路的遠近必定與其距離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條準則必須綜合運用，相互印證，才能確定一個地方的位置、距離和地勢情況。因此可以說，現代地圖學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經緯線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談及了。自此以後，直至明代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到中國前，中國繪製地圖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據裴秀所規定的“六體”，可見其成就和影響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編繪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裴秀看到漢朝保存下來的一些地圖既沒有比例的表示，也沒有方位的確定，連有名的山脈河流都不備載；一些地圖雖有粗略的輪廓形狀，但不夠精確，難以依據；甚至有的地圖更繪得奇形怪狀，遠離實際。為此，裴秀仔細鑽研古代地理資料，比較了往古和當時的山脈河流、池塘沼澤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區域變化，還查考了古代城市鄉村聚落和水陸交通的變遷，運用其製圖六體的科學方法，編製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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