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趕緊走過去，把女人拉開，拉到一邊體檢床上，安頓對方坐下：“孩子能有什麼錯，她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現在正是需要大人去安慰她的時候。”
母親嚎啕著反問法醫，出了這種事，女孩子家怎麼做人，她以後怎麼談對象結婚。
趙見初鬆開扶著女人的手：“人活著又不是為了這些事活的。”
他看看瑟縮在旁邊一聲不出的女孩兒，轉身拿了桌上的紙巾遞給母親：“她以後還有很長的人生，眼下最重要的是幫她從這件事裡走出來。”
一番好勸，勸得趙見初口乾舌燥，母親最終情緒穩定下來，肯冷靜下來好好說幾句話。最後收拾起眼淚，帶著孩子走了。
趙見初送走人，回身坐在檢查床上發了會呆。
法醫門診辦公室設在中心醫院門診樓的最頂層。這一層裡另一個科室是精神科，就在法醫門診辦公室對麵，中間隔著一個門廳，時不時能聽見那邊崩潰痛哭大喊的聲音。
他早就覺得這種設計好似有意為之，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放在一起束之高閣，藏在這間病院深處。而他就好像那扇門，無情地向那對母女關閉，因為他所依從的規則在這種時刻不代表任何公正與希望。無論他說什麼做什麼，都無法矯飾他施加在這對母女身上的殘酷。
他呆坐了很久，直到想起自己還泡在固定液裡的組織，一看時間早就過了，急忙打電話招呼同事先幫自己撈出來。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公交車上看工作群，看到有人說江隊和陳讖早上把那對夫妻弄來局裡問話了。
他關心結果，給江畔發了條信息，對方許久沒有回。直到他回到單位，套上白大褂，江畔打電話過來。
江畔在電話裡說，這個案子現在有點複雜了，具體情況等明天去省城的人回來，開個會一起說。
而這個電話專門打過來，是有另外的事情要和趙見初說。
徐小娥的案子前麵遞到檢/察/院，檢察院有自己的法醫，要找他們複核法醫證據的細節。
趙見初有些意外：“我們報告寫得挺清楚了，還要複核什麼？”
江畔正在刑偵隊的辦公室，這會眼見辦公室裡人多起來，舉著電話出去，找了個沒人用的會議室，關上門，“他們究竟想複核什麼，這個現在不好說，可能是覺得起訴罪名有些棘手。不一定是要推翻你們的結論。他們明天過去，我先跟你說一聲，你跟老楊可以提前準備一下。”
他聽出趙見初那邊的聲音有些悶悶不樂，“你要是害怕，要不我讓他們來隊裡來隊裡開複核會，到時候我過去陪著你們。”
趙見初這會心思已經全跑到明天的複核會上了，盤算著今晚上這點時間怎麼分配，完全沒領會到江畔這點子溫存：“這有什麼可怕的。不說了我先掛了，今天還要加班，好忙的。”
下班前老楊過來問他需不需要幫忙，趙見初說已經做完包埋了，後麵沒什麼事了。
他想了想，還是叫住了老楊：“明天檢察院要過來複核徐小娥的案子，我們怎麼打算？”
他還是想提前探一下老楊的口風。
檢方專門找法醫複核證據，他上班以來還是第一次。雖然江畔說得輕描淡寫，但他心裡不覺得是什麼好兆頭。
老楊似乎沒想到他會這麼問，站在門邊：“我們還能打算什麼。隻能明天看他們怎麼說了。反正遺體都讓家屬領走了，補證據也不可能了。”
趙見初點點頭，沒再說彆的。
晚上他自己留在辦公室加班，想臨時抱佛腳再過一遍徐小娥案子的證據。
果然這點佛腳不是趙見初杞人憂天。。
檢方的人過來，直說覺得現在法醫證據還不夠強。雖然高輝的口供是承認了他對徐小娥的不作為責任，但是法醫證據上不能直接關聯到他能認知徐小娥瀕死的事實。檢方的人擔心高輝的律師從這一點做突破口，而高輝本人也有可能在法庭上反水，最後法院很可能會把檢方起訴的罪名駁回去。
檢方的意思是退回補偵，要麼他們能提供更多的證據，把材料補齊了，要麼不作為這部分就這麼算了，隻按虐待起訴。
趙見初不同意：“他作為一個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怎麼會認知不了這個事實？他曾經在叫救護車之前偽裝現場，把徐小娥從沙發上拖到床上，就這個過程裡，也不可能沒發現徐小娥不對勁。更何況正常人發現受害者沒有生命體征，第一反應都是立即叫救護車，他如果不心虛，為什麼要在現場大動乾戈。”
他最後幾句話撂得有些不知輕重。
“你們怕法院不認可起訴罪名，但總不可能做每一個案子都是奔著穩妥的目的去，就圖個順順當當吧？明明我們的初衷應該是竭儘全力挖掘和證明犯罪事實。現在受害者已經死了，說什麼還給她正義都是扯淡，死人要正義有什麼用。我們之所以還要做這些事，都是在做給活人看。今天我們放過一個打死人的丈夫，明天就會站出來千千萬萬個男人有樣學樣，因為他們會從這個案子裡看出法律的虛弱，看出我們的無能。”
“哪怕有一絲可能嚴懲高輝，我們都不該放過這個機會。如果法律不是用來懲治已犯，警告未犯，那我們現在是在乾什麼，表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