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之中，對於百姓來說，根本還沒能感覺到多少動蕩，事態就已經漸漸平息下來，而隨著驃騎人馬的進駐長安左近的校場，這動靜才算是漸漸的彌漫而開，在京兆尹等三輔地區激蕩起漣漪來。
在驃騎將軍府的正堂之中，斐蓁坐在正位之上，龐統和荀攸分列左右。
對於後世的人來說，十幾歲的孩子恐怕還是大多數的人口中的『不過就是個孩子』，但是在當下的大漢，已經是一個足夠承擔家庭重責的年齡了。
『夫士者，應為國之棟梁也。』
龐統緩緩的說道，『昔日於鹿山之下，主公與某，便有此論……』
聽聞得此言，即便是日常表情控製得極好的荀攸，都不由得在眼眸之中流露幾分羨慕。
鹿山啊，那可是個神奇的地方。
斐蓁也琢磨著，自己等過個幾年什麼的，說不得也是要去一趟……
『士農工商，商居於末，』龐統說道，『此事不對，非常不對。非管子之錯，乃後人之謬也。』
荀攸也點頭說道：『管子出身貧苦，自幼以商賈為業，何來商末之說？其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柱石是也。此與主公所言契合，四民者，柱石也，若四民有分高下，豈不是柱石有高低？其可怪也歟？』
斐蓁點頭，『四民皆同，不分高低。』
龐統捏著胡須，『昔日之士，以德行、學識、才藝為先，故能居高位，得民心。然今之士，有不肖者眾也，不以德行為重，而以權謀為首，竊據四民之上位，或以諂媚之術，或以讒言之口，或以賄賂之物，或以權勢之勢，巧取豪奪，欺世盜名。其行不端，其言不實，其心不正，其誌不良。然而，世人多盲，不能辨其真偽，遂使此等士人得以居高位，而害真士不得其位是也。』
斐蓁說道：『此乃賊也，豈可稱士？』
荀攸輕聲笑道：『天下之賊，皆黥麵乎？』
『這……』斐蓁思索起來。
『公子，天下四民，何者眾之？』龐統問道。
『農也。』斐蓁回答道。
龐統點頭說道，『既然如此，為何天下之農不見其聲，唯有其禾？』
『這……』斐蓁思索了一下，『世叔是說，執政之時，不可因其無聲，便為無視？』
龐統撫掌而笑，『然也！』
斐蓁說道：『父親大人曾言，治國之良莠，當以農夫所食溫飽而論之。不可令民飽食者，不為良法也。』
荀攸點頭說道：『其言不同，其理同一也。』
龐統和荀攸等士族子弟，無疑是認可斐潛的新政，並且願意將其發揚的知識分子，但是在在關中這樣的一片土地上，對於驃騎的新製度陽奉陰違的不僅僅隻有舊士族，老山東，還有之前和這些舊有士族體係勾連密切的大商賈。
因為在新政體製之下，官商勾結的陰暗角落會少很多，這讓他們很不舒服，也不適應。
官商勾結的模式，最開始的原因是前秦的體製沒給商人留下位置來。
在『耕戰』的軍國體製之下，商人的地位確實是處於末尾的，並且在秦朝當時的生產技術所限製，大多數的產出是沒有冗餘的，直至漢代初期也是如此，一直要到了漢代將田畝重點放在了山東一帶，也就是冀州豫州這樣的廣闊的平原地區之後，才算是依靠農業養活了更多的人，巔峰時期達到了六千萬人。
而華夏社會要發展，離不開商人。
華夏並不是一個環境全體一致，南北溫度相同的國家，所以必然產出物會有很大的差異，這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體現差異化，但是一旦統一全國，這種東西南北的差異就必須引起國家統治者的關注。
但很顯然的，也很遺憾，後續的封建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或者說被忽悠瘸了……
龐統和荀攸現在就想要借著斐潛的新製度，以及這一次的長安清洗，告訴斐蓁一些正確的觀念。
統治者之所以不懂這方麵的知識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王朝開始時候，掀桌子爬上去的未必能夠有足夠的治國理政的知識和經驗，往往還要靠這些傳統官僚士族世家。等到了王朝中後期，又因為龐大的官僚體係相互勾結，使得政令難出紫禁城。
而且有意思的是，這種表麵上蔑視商人，暗中實際勾結商人的行為，到了明代達到了巔峰……
什麼？
大辮子朝？
大辮子朝代是製度倒退的王朝，從半開化的明末直接返回到了奴隸製度。
彆管後世什麼公蜘鼓吹女犬狂吠，以什麼疆土邦國等等理由來表示大辮子並非是奴隸製國家而是封建王朝的巔峰，但是實際上彆管怎麼吹噓巔峰，就一條，大辮子真是一步都沒有試圖向外走過。
西域？漢人說，我來過。
蒙古？霍去病嗤笑，你祖宗我殺了不知道多少。
高麗？隋煬帝咳嗽一聲。
雪域？唐人罵罵咧咧說吐蕃那些鳥人就不是個玩意。
就連元朝都試圖征服東倭，嚇得東倭連忙上表跪舔，而大辮子立朝多久，東倭才承認？
關起門來的巔峰算是個球巔峰？
家裡橫罷了。
因為大辮子核心知道，就他們那點辮子人，控製幽州都夠嗆，彆說整個華夏，最後不得不和明朝官僚殘餘勢力媾和，讓那些文人往他們臉上凃點粉，並且證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想要替代明朝成為正統，而不是像是山賊一樣搶了就走……
明朝之所以後期撐不住，很多人都表示是土地兼並的輪回，但是曆史是螺旋上升的模式，每一次螺旋都相似，但是也有不同。明朝的問題歸根結底確實是土地的問題，但是又不全是土地問題，其中有一個部分也是不容忽視的，就是商人問題。
說起明代商人，後世最常見的認識是明朝商人地位低，主要依據來自朱元璋的律令。這位爺對商人的態度可算是皇帝中的奇葩。他曾明文規定，可以無理由的，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產，專門從事末業的商人……
但是明朝的商人，真就這麼悲慘麼？
並不是，而是從明麵上，走向了灰黑色。
事實上，到了明朝中後期，商人階層瘋狂逆襲。各地著名商幫迅速崛起，商人勢力如蝗蟲般占領朝野，而朝廷對這些利益緊密勾結在一起的官商毫無辦法。
官商勾結，最直接的路徑是官商一體化。在明朝萬曆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與此同時，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家族中有從商的背景。黨爭的背後，是無數大大小小的利益相爭，而在這些黨爭之中，幾乎所有官吏都在挖大明的牆角。
幾乎。
畢竟總有些個彆的，但這些個彆的官吏，基本上是『不得好死』。
明朝後期一個『怪現象』是明朝不能加征農稅以外的稅收，否則必然會被東林黨堅決反對，而且這樣的抵製活動，幾乎是百分百成功的……
這樣『愛民如子』的政策裡麵，蘊含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明朝的賦稅，對於農業來說，太重了，可對於商業來說，幾乎等同於沒有。明代除了運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商業關稅。在明朝大多數時候，全部工商雜稅收加起來，歲入也就三百多萬兩，其中市舶稅隻有四萬兩。而在宋朝之時，這些商業稅收就已經可以超過七千萬貫，就算是按照官方彙率計算，也是七千萬兩白銀了。
萬曆年間，在反礦監稅使的『鬥爭』中，東林黨人表現尤為突出，各級官員上書不斷。這些東林黨直接質問皇帝：『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朝廷內閣以任職與否相威脅，入閣前就上書要求神宗撤回礦監稅使，表示自己是『不言利，隻言義』、『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所謂微言大義，成為了這些家夥掩蓋自己齷齪最好的幌子。
可憐明朝末期政府口袋的錢本就不多，卻還要遭受偷漏稅的打擊。偷稅漏稅行為甚至得到官員鼓勵，他們認為隻要征點東西可以交差就行了。一旦某位官員敢冒犯商人利益，他便成為眾矢之的，成為與民爭利的反麵教材。那些上下齊手蛀空國家的官商們，甚至罔顧國家興亡，盜賣軍械物資，掏空儲備糧倉……
這就是為什麼要將資本和權柄放在陽光之下的原因，因為這兩個家夥身上天生就帶著各種黴菌和病毒，隻要環境稍微陰暗潮濕一些，就會立刻黴變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