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大早。
晨光裡，曾教授帶著淚眼婆娑的老妻孫女，在家前門悄無聲息地送走了偽裝成一對農村人的佳兒佳媳。
留下的仨人靜靜呆立了片刻，還是曾教授歎息一聲，道：“回吧，回吧，還有一場硬戰要打呢。”罷言，伸手將門口那親筆提字的牌匾摘掉，之後再無曾宅，曾家隻留下三人，老的老、小的小，動蕩不安的時代，人人都可以欺淩一下。
可，如不送人兒子，以他那‘陽春白雪’性子，哪受得一絲絲的欺淩？那不是讓他走上絕路嗎？送走他，還有五成的把握又活下去。
緩緩關上大門。
曾教授回了一樓的臥房，扶著老妻，躺回老舊的木板床，耳邊聽著木板床吱啞吱啞聲，心下暗忖著：今天就開始裝病吧，反正學校已放假，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今年下半年將沒有大一新生，給北京的舊友去封信，了解下具體的情況，到底壞到哪裡去了？
1966年8月18日
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小兵——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宋彬彬把一枚紅-衛-兵袖章給主席戴在了左胳膊上。
幾天後。
宋彬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她給主席戴紅袖章的經過—— 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突然想到應該讓主席也參加我們的紅-衛-兵。有了那個讓她怦然心動的想法後，她找到了主持大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想獻給主席一個紅袖章。在過去的集會上，經常有給毛主席戴紅領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員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帶到毛主席身邊。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宋彬彬回答後，主席說：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
此後，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麼“梅、蘭、竹、雲”、“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
為了顯示“革-命”，破“四舊”開始後，紅小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國其它城市。造-反的學生和工人稱之為：“橫掃千軍如卷席。”
美麗少女——曾瀾瀾有些不安地與爺爺奶奶一商量，最後也跑到了徐家彙公-安-局-分-局戶籍管理部門要求改名，從此，曾瀾瀾成了曾用名，她改名為曾繼紅。
曾繼紅暗自唾棄自己，真是貪-生-怕-死的孬種。
不過還是拿著手裡的更名證明，以及糧本（糧本上麵記錄著一家子每月能買到的糧食定量）和副食本找到街道辦事處，辦事人員是個中年大娘，人削瘦的很，個兒也不高，可聲音卻異常洪亮，當曾繼紅淚眼婆娑地與辦事人員說明了自家近期情況時，她還是安慰了曾繼紅一番，當曾繼紅說：父母親暫時不在家，接下去他們的糧食供應先停止。為此，工作人員還讚歎曾家思想進步，是好同誌！
辦好事後，曾繼紅邊回家邊想著：不是她曾繼紅有多高大上，而是這個時代、這個大城市還是小心謹慎些，什麼占國家便宜什麼的，那他人一舉報，就是一條明晃晃的罪證，找社會主義牆角什麼的，是要挨-批挨-鬥的。
關鍵是國內太缺糧，糧食是人人都有定量，剛出生嬰兒每月定量是三斤，不過那得是城市戶口，城市戶口的小孩子每長一歲便增加兩斤糧食供應，直到二十一斤封頂。
曾繼紅上初中時由學校開證明，然後帶著學校證明去街道增加到二十五斤，下個月她就可以去高中開個證明去街道增加到三十一斤，據說比普通鄉鎮乾部還要多一斤。
一年之前，曾家有來自海外親朋好友們寄回的大桶米大桶油大箱罐頭大量糖果等等。可如今，曾家的糧食有，曾爺爺45斤（二成細糧，八成粗糧），奶奶21斤（全是粗糧），曾繼紅25斤（一成細糧，八成粗糧）。曾繼紅每日會提供幾個新鮮水果、幾棵新鮮蔬菜、幾個新鮮的玉米土豆地瓜等等，細糧太少，不過吃粗糧於身子有益，之前家裡有爸爸媽媽，她也就萬事不管，如今吃飯的問題得她來安排了，爺爺聰明的病了，就不會讓他起床。
幾天功夫，北京市大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廠農村，麵目全非。
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大字報、大標語、倡議書，到處是紅-旗、紅袖章、紅喜報、紅毛選，《革-命-造-反歌》、《紅-衛-兵-戰-歌》、《毛-主-席-語-錄-歌》成天放個不停，大街上無論男人女人一律是軍服、解放鞋。
麵對這熱火朝天的“造-反”運動，北京市的居民紛紛把四合院大門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現吉祥如意人丁興旺的對聯刮掉、砍掉，或者用時興的對聯遮蓋住。擁有私產房的市民紛紛跑到房管局申請上交房產，當時房管局裡每天都排著長隊。
曾教授從在京城的老友來信中得知大體的事情，考慮了半宿，次日便要拖著病體去上海房管局申請上交房產，可是他力不從心（讓曾繼紅下了藥），曾繼紅上舊貨市場買了二手平板車，攤了乾淨的席子，與奶奶扶著爺爺上了平板車，一人一邊推著爺爺去了上海市的房管局，這邊倒還沒有排著長隊的情況，上海畢竟不是北京，那可是政治中心，而上海是經濟中心。
到了地方，曾繼紅與奶奶一人一邊扶著爺爺，辦了申請手續。
又與來時一樣，曾繼紅與奶奶一人一邊的推著爺爺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