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大唐後事談(二) 超級大章(2 / 2)

不過,科舉又是怎麼在後一千年的衰亡中推波助瀾的呢?

其實說起來有點尷尬,所謂禍福相倚,科舉製最大的矛盾,恰恰孕育在它最大的優勢之中。

——它太公平了。

公平當然是好的,但不合時宜的公平……卻未必會有那麼好。】

皇帝驀然眯起了眼睛:“太公平”?

這句話實在是匪夷所思。要知道,當初科舉製之所以能吸引皇帝的關竅,恰恰在於它的公平——不,不要誤會,李二陛下絕非什麼勇於捍衛平等正義的聖人,他在意這科舉的“公平”,隻是因為公平中莫大的益處。

自北朝以來關隴世家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各個都是世代公卿矜矜自詡的豪門,早已經將高官厚祿看為了理所應當的囊中之物,無論至尊如何下血本賞賜名利,都很難收獲這些險要貴戚的忠誠與感激。但若能利用這科舉的“公平”,薦拔毫無根基的寒門進入朝堂,那麼這些出身低微的士子毫無依靠,便必然成為皇帝最忠實的擁躉,那麼皇權借此擴張,便是輕而易舉之至了!

這樣的兩全其美冠冕堂皇,才真正是戳中了李二陛下心坎的妙計。為此他念茲在茲,甚至不惜以開國皇帝的權威排除萬難,強行底定乾坤——無論這科舉如何變更,單隻這“公平”一樣,也足夠皇帝下血本了!

畢竟,即使李二陛下自己威望無雙可以輕易掌握朝堂,他可還有那麼多不爭氣的子孫呢……

——但是,為什麼天幕品評這科舉,第一個點出的卻是“太公平”?

皇帝漠然不動聲色,隻是神情微微一凝

自宋代而始,傳統的世家貴族們徹底退出曆史舞台,門蔭製與舉薦製漸趨衰敗,取而代之的是以考試而定終身的科舉。

新的製度空前擴充了統治的根基,新的庶族地主們終於有了步入朝堂的進身之階,而皇權也終於借由科舉達成了它渴望已久的夢想——相較於冥頑不化盤根錯節的世家大族而言,那些分割於各地的小地主們明顯勢單力薄孤苦無依,決計無法抵抗權力的強壓,於是中央集權借此擴充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臣子俯首帖耳,自此再也沒有與皇權拮抗的底氣。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小地主們得到了渴盼許久的進身之階,皇帝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穩固地位,除了被朱溫丟進黃河中的豪門大族以外,似乎走進新時代的每個人都贏了又贏,可以舒舒服服將這個遊戲玩到一千年之久。

但新的問題由此出現了,這些被給予上升通道,並最終把控朝堂的庶族地主們,能承擔起那個治國的重任麼?

當然,這絕非什麼平民不如貴族的血統論歧視,而是實實在在的憂慮。

所謂漢唐以來把控局麵的世家大族豪門望姓,倚仗的當然不隻是幾個姓氏與官位。他們同時是占地無數坐擁私兵的莊園主與奴隸主,僅僅依靠祖上的家產便可以為維係奢靡的生活,乃至於鋪張浪費到近乎驚人的教育——古時一匹好馬等同於數十中人之家的家產,但西漢往後的士族勳戚卻無不是弓馬嫻熟的好手,就連貴族女子都有馳騁騎射的慣例,且不論什麼“尚武”與否的價值觀,僅僅這筆開銷便不容小覷。

而對於宋以後汲汲於生計的小地主來說,這花費就太高昂了。

如果縱觀史冊,那麼可以輕易看出中古時代往後士大夫們明顯的流變。如果說唐朝及以前的士人還隱約有古之君子上馬牧兵下馬牧民文武兼備的風範,那麼宋及以後的士子就迅速開始了退化。不要說廣覽百家兼收而並取的博學姿態,就連傳統的“君子六藝”都無法堅守了。

原因無他,窮爾。畢竟吧,對於小鎮做題家來說,還是彆搞啥素質教育了……

這種退化或許是可以諒解的,但效果卻恐怕難以接受。傳統的貴族培養體係也許浮誇虛無,但它能強健而旺盛的延續千年之久,絕非其來無自;自春秋以來的“君子六藝”中,大半的技藝都是在磨練士大夫們的軍事行政能力;而漢唐時興盛不衰的大型狩獵,則等於皇室出麵組織的武裝演習,貴族們在狩獵中鍛煉組織人力與調動隊伍的技巧,熟悉地理與環境,為日後執掌政事做充裕的準備。

不要忘了,衛青與霍去病,就是在孝武帝的上林苑中曆練出來的。

這種曆練當然是粗淺的。但再粗淺也畢竟是種磨礪,而當科舉一舉而摧毀了過往貴族所有的鍛煉體係之後,它又為培育選拔人才打造出了什麼新的,更優越的標準麼?

很可惜,沒有。

當然,科舉橫跨數千年的光景,曆代賢人誌士所做的變革不計其數,但究其實質,無論唐宋之詩賦策論,抑或明清之八股文章,又真的與科舉創生之初有什麼差彆?建元初年漢武帝於未央宮策問取士,考求經義;而由唐至宋由明至清,科舉形式體裁千變萬化,但歸根到底,不還是在考察儒家經典的“經義”,策問士人於國家大政的見解麼?

就那麼幾部寥寥數千言的儒家經典,再如何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又能翻出什麼花樣來?

但是,雖然經義策問的本質千年不變,可後世又怎麼能與西漢比擬?漢武帝雖以經義取士,但被推薦選拔上來的士人卻早已在家族與師徒的私學中接受了全套的行政軍事能力的訓練,撰寫經義不過是向皇帝展現對帝國價值觀無上的忠誠而已。可宋代以後這種貴族私相授受治國技巧的模式已經完全崩潰,如若再生搬硬套以經義取士,又會選上來些什麼?

那當然是威力加強版,而且偏科偏到極點的小鎮做題家!】

皇帝敲打著長幾的手終於一頓。

……等等,偏科?

皇帝稍稍停手,而後緩緩的,緩緩的吐了一口濁氣,順帶吐出的,還有心中一閃而過的驚懼:

……是的,偏科。

天幕隻有寥寥數語,但正是這寥寥數語,卻終於點破了李二陛下一直視而不見的某個盲區:原來以科舉經義取士,是會偏科的!

天可憐見,李二陛下自小出身貴胄嫻熟弓馬兵陣,生平所見的也都是文武全才理政帶兵無所不能的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數十年潛移默化下來,他早就將這些技巧看作與生俱有的天賦,自然而然的便忽略不計,以至於思考科舉製這麼久,居然都一直未曾突破這個思維的盲區:

如果真要選拔家境窘迫的寒門,他們還能擁有這樣的“天賦”麼?

設若不能擁有,那麼滿朝都是隻會講求經義的儒生,局勢又當如何?!

皇帝吐出了第二口濁氣。

……還是草率了。

【簡單來說,宋代以後的科舉製度看似完善,但在選人上純粹是個殘缺版——唐及以前是對接受了完整貴族教育的士人進行文學經義的選拔;而唐以後則淪為了純粹文學經義的比拚。至於什麼治國安民帶兵列陣興修水利?——懂不懂什麼叫一心隻讀聖賢書啊?懂不懂範進孔乙己的含金量啊?

當然,以宋朝那蔚為壯觀的文學成就而言,這種模式在選拔文學家哲學家上確實卓有成效,但考慮到科舉的實際作用,那它便等於選拔了一堆從書山中卷出來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來管理整個國家。而偏偏——偏偏自秦朝以來,華夏中央集權乾強枝弱,天下的安危治亂,大半就仰仗於朝廷大臣的素質!

兩相搭配之下,這可就真是要了命了。

總的來說,自宋朝以來,臣子們素質參差不齊,但以總體的施政水平而論,相當於漢唐簡直是慘不忍睹的消費降級——不要說維持漢武唐宗開拓進取的雄風,革新製度的壯誌,對後世的朝廷而言,即便維持華夏已有的局勢,都已經艱難之至。

由靖康至明末,整個中原居然兩次亡於異族之手,而天下傾覆家國興亡之時,明宋兩代士大夫的作為更令人瞠目結舌難以理喻,堪稱類人迷惑行為大賞!

用王夫之的話說,“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能夠壯烈殉國的,都已經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於什麼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絕世操作——你做什麼夢呢?而今有這樣的人物麼?

說白了,平時讀孔子讀孟子讀春秋讀得太多太深,士大夫們深自砥礪,的確可以磨練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氣,但浩然正氣磨礪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變實際什麼呢?道德批判當然是有意義的,但士大夫們莫不成是指望著用道德批判來推動這個世界吧?

這才是科舉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個人都是引經據典振振有詞,天然而然偉大光榮又正確的道德高手,辯經能辯得天花亂墜渾然忘我,所謂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人肉轉經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卻是一泡爛汙,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樣的崩潰,整個社會的秩序也在這種崩潰中急劇萎縮,最後退化到連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

是的,是連一千年以前的秦漢都不如的地步——若以軍事而論,則西漢時布警備於四方,朝廷甚至能為駐守邊境的底層士卒提供基本的識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儘數淤積於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營的底子麼?

而至為慘烈者,還是基層秩序的比較:秦漢之時中央的權力觸手可以延伸到亭長一級,即使從而今遺留竹簡的隻言片語,也可以看出基層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維護法律秩序的兢兢業業;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則迅速自鄉裡一級收縮,僅僅隻在縣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謂的“皇權不下鄉”正式發軔,華夏基層從此處於空芒一片的無政府狀態。

這種種的退縮,保守、潰敗,難道能歸之於生產力,歸之於某一個皇帝麼?秦漢時以竹簡牛車都可以維持的秩序,為什麼偏偏到大宋以後便一敗塗地,再也不可收拾?

歸根究底,還是南宋遺民馬端臨那句痛徹心扉的話:“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風氣澆漓頹喪到了這個地步,就是以科舉選拔的士人成千上萬,也不過隻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貨而已!

如果縱觀史論,那麼這種因為行政能力匱乏而帶來的秩序崩潰,對華夏的戕害簡直無可計算。滿腹經綸的辯經高手們唯一擅長的隻有道德批判,而當現實拒絕按照四書五經的道德運轉時,他們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罵拚命攻訐,然後捂上眼睛視若不見。

所以我們能看到後一千年令人迷惑的曆史進程——一方麵皇帝肆無忌憚的淩·辱這些隻會玩弄嘴皮子的辯經家,毫無節製的擴張皇權;另一麵卻是朝廷果斷拋棄了一切他們那貧弱的能力所不能負擔的責任,蜷縮於區區幾個大城市之中,真正開始了與鄉紳賢達共天下的時代。

某種意義上,我們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時代的罪孽,都是由科舉選拔出來的辯經家們所創立的。權力厭惡真空,當朝廷的力量徹底從鄉野中消退,宗族與豪強便接管了一切;隨之而來的,便是宋代以後族權父權與夫權急劇的擴張,以及女性權益的迅速萎縮。乃至於淪為徹底的工具。

秦、漢、唐時,地方的官吏還能主動介入家族的糾紛,以法律稍稍維護婦女的權益;而宋朝以後,朝廷則默認宗族擁有處置族人財產地位來自身家性命的權力,我們熟知的“吃絕戶”、“欺寡婦”便堂而皇之,閃亮登場

當然,僅僅默認還不夠滿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兩朝,這種摧殘、打壓與折辱更是抵達了巔峰。士大夫們擺脫了對女性最後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將“節婦”、“烈女”定義為了儒學新的規章,開始公然的允許宗族表彰“節婦”、“烈女”;於是族中女人爭相求死,而地方縣誌中的“節烈傳”開始迅速增長,終於蔚為壯觀,自成一脈。

這是什麼?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無力維持組織與動員,軍事上衰竭得連祖宗疆域都無法維持;於是士大夫一轉攻勢,開始在女人的節烈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與淚水都因此變得甘美,而士大夫與宗族豪強們舉杯痛飲,歡呼著這吞噬著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時代!

是的,多麼美好的時代!雖然士大夫們的行政能力已經潰爛到慘不忍睹,雖然範進與孔乙己們連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無法料理。但隻要思想肯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在後一千年的光陰裡,士大夫們一次又一次的將他們無法負荷的權力拋棄於地,任由最墮落最肮臟的勢力將權力拾起。

至於孱弱的受害者是如何在豪強的權力下呻·吟?那已經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可以說,後世對於文人一切卑劣、無恥、諂媚的印象,儘數來自於後一千年這些德不配位的貴物們。或許單個來看,被科舉所揀選的士人都是光鮮亮麗的,甚至個人道德上都未必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但不要忘記,作為秉持朝廷氣數的臣工,總荷天下事物的官吏,不作為便是最大最不可容忍的惡——權力空白中無秩序的恐怖,幾乎必然要超過權力擴張時的恐怖。

然而悲哀的是,在低能中彼此廝混的士大夫們從沒有意識到自己那可怕的境地。科舉的選拔是一個無可掙脫的惡性循環,被經義道德洗腦的儒學士人已經無力維持宏大的視角了,縱有一二個不世之才,也不過是萬馬齊喑中一閃而過的流星而已,整個士人群體已經是太無能,太墮落,太頹喪了,即使光輝如於少保張太嶽乃至嶽武穆,也不過是絕望而痛苦的掙紮而已——他們愈發輝煌,便襯托得整個時代時代愈發的昏暗而又悲慘。

科舉……已經無力自我革新了。

到了這個地步,曆史所能回應的,也唯有同樣尖銳而痛苦的呐喊了——那是一千年以來,所有被棄如敝屣的節婦、烈女、孤弱者們從血淚中發出的喊叫:

科舉必須死,因為華夏需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