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調查結束過後,很快進入質證環節。
蔣成卻突然接到數個電話，連連掛斷，又連連打來。他瞄一眼來電人，眉頭微蹙，但到底還是衝舒沅打了個手勢，隨即躬身離開觀眾席。
她隻來得及看清那備注上赫然一個“霍”字。
還待再想，審判長緊隨其後的“提醒”,已然奪去她所有注意力——
“下麵開始法庭質證環節。首先，由原告按照證據清單所示序號出示證據,被告質證”
聞聲,原告方代理律師很快站起身來，一邊整理著手中文件,隨即抬手向法官同各審判員示意。
“首先,我方共有四項書麵證據列舉，分彆為：證據1、2009屆城南中學畢業生同學紀念冊；證據2、2009年6月，葉某華同學墜樓身亡案，警方調查原件檔案及相關方證詞；證據3、《Fightmyself》在豆瓣、知乎、微信讀書等網絡平台的評論區截圖,早在2017年，就有人提出原書內容疑似取材於真實事件；證據4、《Fightmyself》同名電影改編的授權編劇之一提供證詞,證實在改編過程中,確實有收到關於個人**的暗示。”
“其中，雖年代久遠,但證據1的內容可以側麵證實,被告舒沅女士,實際曾多次在畢業寄語和同學錄中留言，並無被全班抱團排擠的跡象，相反，還有個彆同學反複對其遭遇表示鼓勵與同情，是否存在校園欺淩的問題顯然存疑；證據2-5，則建構起一套具體的行為邏輯，被告是如何從真實事件中不嚴謹取材，並以此牟利，包庇縱容，不顧昔日同學情誼，是顯而易見的！”
對方話音不高，但抑揚頓挫。
一套慷慨陳詞下來，包括法官在內，各審判員均麵色凝重。
直至輪到顧益華律師對證據質證時，複才齊齊抬眼，滿麵考究意味。
“首先，原告所出示的證據1，無論是從證據的來源，還是實際有效性上，都僅能證明，或許有某一段時間內，被告曾被有限度的接納進班群體，個中理由，在其書《Fightmyself》英文原版第98頁已經寫到，‘我開始意識到人類是很奇怪的一種群體，當他們以自我認同為標杆建立小群體時，帶有天生的排他性；但當他們被呼告需要團結一致對外時，也能心照不宣的把你團成一個分子、一枚必要的零件。仿佛隻需要兩句留言，三句安慰，就可以輕描淡寫的把自己撇清，換來你的誠惶誠恐感激——於是我順從了，因為厭倦。’這樣的特殊性不能抹滅我方主張的普遍性日常情境中存在的欺淩，亦不具備充分的客觀性。
證據2，真實性認可，關聯性不認可。當年的跳樓事件雖客觀存在，但如不是豆瓣高樓將其對號入座，少有人會將這一事件與原書緊密聯係起來。在此順帶一提，經警方檔案，實際可以看出，當時葉某華同學選擇輕率結束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無法麵對自身對我當事人造成嚴重身體損害、將麵臨民事訴訟的情況。雖當時，因學校和各方施壓，我當事人未能留存證據提出訴訟，但警方調查足見當時確有此事，望各位審判員審慎看待。證據3與證據4同上，關聯性不認可。同時需指出，原告所援引證詞的編劇本人，在版權改編的會議初期，就已經因為和我當事人產生分歧而被開除出團隊，其證詞難免具有主觀故意的先入為主，真實性存疑。”
與對方的慷慨激昂不同，顧益華律師言辭懇切，態度平靜，一副胸有成竹的淡然模樣，引得法官不住小幅度微微頷首。
舒沅見狀，高懸的心隨之微微落定。
然而對方手握的“證據”及相關證人顯然不僅於此。
片刻過後，審判長起身示意，“原告繼續出證。”
很顯然，與舒沅的“捉襟見肘”不同，隨著輿情對該案的關注指數增長，居高不下，葉文倩等人，已然與學校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共生”關係，獲得了一定的“讚助”。
原告方代理律師後期排布出的證據5-11，概都取材於當時的學校檔案，試圖再度論證校園生活的“和諧美滿”，卻被顧益華律師一一以太極四兩撥千斤駁回。
雙方你來我往，各執一詞，一時間□□味十足。
末了，原告方在簡單休庭商議過後，選擇舉手示意，申請證人出庭證言。
“我方向法庭申請，傳喚證人聶耀國，即雙方當事人當年高三班主任出庭作證——”
*
分明是再簡單直白不過的流程，甚至早已做好直麵的心理準備。
舒沅仍驀地怔怔當場。
連緊握掌心的手機頻頻小幅震動也一時不覺，腦子裡的情緒轟然紛亂，說不清到底是該先慶幸自己沒在打擾老朱之餘，再去叨擾這位班主任，還是難過，雖然早知道葉文倩他們會拿學校的事做文章，也沒有想到，聶老師竟然會答應直接出庭作證。
她本以為自己不至於這樣“萬人嫌”的。
“……”
說不清道不明的一口悶氣哽在喉口。
她忍不住回頭去看法庭側門，試圖找見蔣成匆匆入內的身影，然而那裡空無一人，就連手機也“偃旗息鼓”，再無動靜。
隻有孤零零數條短信，躺在她收件箱裡。
發件人無一例外是宣展。
話題圍繞著道歉，顛三倒四的中文語序，以及最後，丟下句沒頭沒尾的，“我會安排他們儘快過去，希望那對你有幫助。”
幫助什麼呀？
與聶耀國入座證人席的同時，她靠向椅背，沉沉歎出口氣。
不遠處，聶老師看起來六十來歲年紀，微胖，啤酒肚，戴著副文縐縐的銀邊眼鏡，倒也與她記憶裡，當年那個苦口婆心、勸她不要與人為難，最好能和葉文華“重歸於好”的偽善麵孔堪堪重合，彆無二致。
他正按照程序自我介紹：“我叫聶耀國，57歲，漢族，上海市城南中學骨乾語文教師，是原、被告當年高二至高三班主任。”
隨即，審判長當庭宣告證人所肩負的法律責任和作偽證之嚴重後果，並反複問他是否明確，是否聽清，過後，則由原告開始，對證人進行發問。
原告律師：“聶老師，你好。首先我想請問，你對本案被告和原告代表葉文倩女士，在兩人入學期間，分彆留下怎樣的印象？”
聶耀國：“舒沅……舒沅她比較不愛說話，成績是比較優秀的，這點有目共睹。但是她確實很孤僻，不太愛與人交流，我很多次都發動班級其他同學，比如王瑩啦、方晚晚啦、霍婷啦，等等這些比較活躍的女同學去多跟她交流，但她很排斥，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至於葉文倩，因為她妹妹在我們班上，所以雖然她高一屆，但我們接觸還比較多，這個女孩子也是非常優秀的，多次代表我們學校在市級省級頒獎典禮上發言，擔任禮儀、主持人……總之屬於我們那時候老師都非常欣賞的同學，包括高考，也考得非常優秀。對比起來，她妹妹就比較可憐了——”
話音未落。
“反對！”顧益華瞬間舉手打斷，並向法官示意，“原告證人反複談論與本案及問題無關的人員，主觀導向明顯！”
“反對有效，請證人謹慎用詞。”
聽得法官發言，聶耀國瞬間噤聲，賠笑點頭。
沉默間，眼神不經意晃過觀眾席上、臉色晦暗不定的舒沅，不過半秒，又飛快掠開，表情微妙。
原告方繼續發問：“好的，那麼我還想請問，作為班主任，聶先生，當年你是否有過親眼目睹被告所述的，如‘被人惡意反鎖在器材室’、‘關在洗手間一下午’、‘體育課上被當沙包’、‘反複語言羞/辱’……等等，諸如此類的情況？”
“沒有！絕對沒有。”
聶耀國正色搖頭，“我們當年，這個班是非常優秀的，不是我說，當時排除出境深造留學和因故缺考的情況，一本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點九，這是什麼概念？我不說，想必大家都很清楚，表彰榜上掛了整整一年。像這樣的班級，學校是花了大力氣在培養的，抓學風，抓班風，包括舒沅，她當年是我們的重點培養對象，不出意外那是要上清北的！我至今還很為她感到……怎麼說呢？可惜吧，其實她和葉文華之間的矛盾，現在看來，都是女生團體裡的小打小鬨，我可以很誠懇的說，如果當時她主動來找我解決問題，是很容易調解的！最後鬨到一個跳樓一個缺考，其實不是什麼所謂的校園暴力，就是賭氣，真的非常讓人惋惜！至於你說的那些情況，我確實沒有看到過，作為老師，我也不相信我的學生會做出這種事。”
“最後一個問題，您此前是否看過《Fightmyself》一書，作為知根知底的老師，您認為書中的暗示和指向是否足夠明顯？”
……夠明顯嗎？
裡頭聲聲血淚的控訴，他是她的授業恩師，親手教她記敘文、議論文……此刻她的學生交出了如此“答卷”，旁人問他，能看懂嗎？夠明顯嗎。
發言向來暢達無比的聶耀國，忽而沉默了數秒。
直到原告律師揚高聲音提醒，再度詢問，他這才恍然夢醒。
一下挺直了背，又一次堅定表態：“是的，我看過，而且，我確實覺得裡麵有很多指向性強烈的暗示，如果曾經在學校就讀過，肯定會產生聯想，包括我自己也有一個……呃，角色。我看過之後很驚訝，舒沅對於我們這些老師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偏見，並且馬上跟當時的一些科任老師……嗯，交流了一下——他們都覺得很、很不好，這也讓我們感到寒心，畢竟是當時飽含期望的學生，也不知道她是為了藝術加工還是有彆的考慮，但肯定是對裡麵重點描寫的一些同學，存在名譽上的損害。”
“好的，謝謝。”
見原告律師不再發問，審判長複又轉向顧益華律師。
“被告對證人證詞有無異議？如有，可進行提問。”
“有的。”
顧益華當即把握機會起身，徑直麵向聶耀國。
“請問聶老師，您對於‘小打小鬨’的定義是什麼？”
“呃，就是，我們當老師這麼多年，女生之間的一些小團體啦，可能存在的一點無傷大雅的推搡，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這些都很……”
“那麼請問打到子宮出血，造成永久性後遺症，差點對薄法庭，這樣也算小打小鬨嗎？”
“反對！反對被告律師在無證據的前提下對證人進行逼問！”
“報告法官，我方剛才已經在質證環節中有所表述，當年雖未走到訴訟環節，但我當事人保留有接近八年的婦科檢查記錄，可以證實在高中期間存在外傷導致的身體侵害，此處我並未點明葉某華。”
“……反對無效，質證繼續。”
“聶老師，請你直麵回答我的問題，‘小打小鬨’是否包括將人打到子宮出血，一生飽受其害？”
“這……其實當時並不是文華一個人的責任，雙方都有責任吧，而且在場的也不隻是兩個人。”
“也就是說您對這次事件是知情的？——您不認為這樣的聚眾毆打屬於校園暴力嗎？！在您看來，是否隻有高樓一躍而下，才是最能證明自身煎熬的方式？為何您對同一班級的兩個學生，有如此大的偏見和差異化對待？”
“反對！反對被告律師預設情境，證人僅需陳述事實，無需表述個人觀點！”
“反對有效，被告律師，注意你的措辭。”
“好的，多謝審判長提醒。但相信對於聶老師心中，所謂‘小打小鬨’的標準如何判定，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認識。”
顧益華不卑不亢，微微躬身。
很快，卻又再度麵向聶耀國，舉起手中的《Fightmyself》原著，微笑發問：“那麼聶老師，我還想請問，在您看來指向性尤其明顯的本書，是怎樣傷害了您作為老師的心情？”
“嗯，我指的是，裡麵有一個叫‘老吳’的班主任，我覺得舒沅塑造這個形象，就是在暗示我本人。”
“您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
“就裡麵描寫的一些習慣語、口頭禪啊，還有一些做事方法，包括和這個所謂女主角的溝通過程，”聶耀國擦了擦額角汗意，“……我就覺得，大概是有一些‘內涵’的意思，和我們當年的一些聊天談話都能對應上。我覺得這已經是明示了。可以說，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當年的學生原來隻覺得我們是在‘和稀泥’，心裡有些受傷吧。”
“好的，謝謝你的回答，我也想簡要向大家介紹一下，在本書中，出現過的‘老吳’這一角色具體形象——一個和稀泥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比較偏愛家世好的漂亮女生的‘好老師’，至於聶老師為什麼會對號入座，我覺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明涵。
這才是真·明涵吧？
聶耀國也不是個聽不懂人話的，原本還心虛著，瞬間怒從心起，猛地一拍桌案。
“你——”
你什麼你。
審判長最不喜公然吵鬨的案件人員，對方聲量一高，登時眉頭緊蹙，開口打斷：“證人，請勿在法庭喧嘩。”
“……”
“被告律師還有要問的嗎？”
“沒有了，謝謝審判長。”
這話落定。
按照程序，證人必須先行退場。他聶耀國就是再不平再不滿，也隻得屈從，順帶一路垂頭，避開舒沅打量的目光，沉默不語。
等待書記員記錄過後，審判長這才又一次向顧益華方向擺手。
這是到被告舉證環節了。
想起己方手中堪稱稀缺的證據材料，舒沅好不容易放下的心，又隨著這一擺手而瞬間揪緊。
果不其然。
“下麵由被告方舉證。”
“好的。我方現也提供五項書麵證據如下：
證據1，經筆跡鑒定後，可以確認為2008年左右書寫的錯題集本；證據2，記錄當日事發前後的郵箱日記，內容已充分佐證當年所發生的暴力事件；證據3，我當事人長達八年間婦科體檢表單，及當年送診時，留存的醫生診斷書；證據4，經搜集，2008-2009年間，百度上海城南中學吧相關主題帖截圖，及與本案中豆瓣發言者一一對應的……”
他倏然話音一頓。
原因無他，一旁的助手不知為何，忽而伸手輕拽他衣袖提醒，緊接著悄悄在桌下舉起手機示意。
屏幕上幾個大字映入眼簾。
舒沅隔得稍遠，看不清切，隻知下一秒，那助手便小心躬低身子繞到側門，不知向安保人員解釋了些什麼，隨即匆匆離開。
而顧益華在向審判長致歉過後，複又接上話茬。
“……與本案中豆瓣發言者一一對應的表格文件；證據五，電信公司及豆瓣方麵，提供的IP地址溯源調查，證實我方對於發帖一事並不知情，背後另有主謀。”
與原告方相比，顧益華在此處能夠列舉的證據，顯然大多都是在之前法庭調查過程中已經提及過的“老調重彈”。
也因此，被告質證的過程反而進展飛快，不過片刻，審判長隨即點點頭，抬手示意原告律師。
“原告可以開始發表質證意見。”
“謝謝審判長。針對被告所列舉出的證據，我方認為，均與案情聯係不夠密切，且真實性存疑。其中，包括證據1-3在內，均屬被告方的‘一麵之詞’，無法解釋錯題集上的侮辱謾罵是否僅屬同學間的玩笑，也不能證明，當時被告所寫的所謂‘郵箱日記’，是否存在美化自己，惡意汙蔑他人的可能——這類**性的文字作為證據，顯然缺乏說服力；至於證據四，我想我方有必要提醒被告，請勿模糊重點，混淆主線，關於發帖人一事，我們將另外提告，至於本案，主要追究的隻有被告是否存在主觀臆斷、過分誇大和虛構事實並以此牟利的事實，從而對我當事人名譽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我們可以理解，被告現在試圖打同情牌來獲取諒解，但是法律是講究證據、講究客觀性的，隻要存在既成事實及主觀故意，我們就有理由認為，被告的所作所為，實際已經滿足了名譽侵權成立所需的要件。一再回避問題，絕不能解決問題，希望被告能夠重視這一點。”
與預想中不差。
一旦走到這一步，被人鑽了空子，己方證據丟失的劣勢開始全麵凸顯。
舒沅坐在觀眾席，聽得隔壁壓低聲音的竊喜絮語，默默捏緊雙拳。
——按照開庭前，法院立案流程機構對雙方已提供證據所作的事先交換，雙方在一定程度上，其實稱得上是知根知底，無怪乎對麵全程胸有成竹，毫不在意一時落於下風，等到這一步，自然能夠扭轉全局。
審判長點點頭，左右環顧一圈，問：“雙方是否還有新的證據提交？”
“報告審判長，沒有。”
“……”
與原告律師反應飛快的答複不同。顧益華看一眼手表，又看向法庭側門，遲遲沒有搭腔。
法官眉心微蹙。
登時，槌聲輕響。
“被告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