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在東北地區的有效行政，積極防禦，極大地穩定了東北邊境，並加強了與東北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往。僅在司馬炎統治時期，肅慎等東夷各國就多次來朝貢獻。155
南方各民族事務
漢魏以來，西南少數民族活躍，大姓當治。魏滅蜀之戰後，蜀漢的南中地區在大姓霍弋的統率下投降。時執魏政的司馬炎基本沿襲蜀漢政策，仍以霍弋、霍龔父子為庲降都督，使“夷晉安之”。其後，晉又以蜀漢舊製，在南中置四郡，廢庲降都督，屬益州刺史管轄。泰始七年（271年），為加緊對南中的控製，司馬炎將雲南、興古、建寧、永昌四郡劃出，建立寧州，其餘三郡劃屬益州，仍行郡縣製。但因南中豪族反對，司馬炎又於太康三年（282年）罷寧州，諸郡回歸益州。太康五年（284年），為加強對原寧州地區的統治，晉廷置南夷校尉，以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逐步將大姓所握有的權力收歸朝廷。
荊州“境域之內，含帶蠻、蜑”，地域遼闊。晉占荊州之初，即設南蠻校尉，由荊州刺史兼任，管理荊州“蠻”。如晉初的荊州刺史、南蠻校尉杜預一麵擊破“山夷”，設置軍營“分據要害之地”，一麵積極發展當地經濟，開鑿航道，使“荊蠻”得以安居樂業。隨著生產與交通的發展，處於平原的“荊蠻”也就逐漸和當地漢民融為一體。155
晉滅吳後，得嶺南的交州、廣州十七郡，仍任命原吳交州刺史陶璜為刺史。後來晉廷推行裁減州郡兵的政策，陶璜因交州局勢複雜，請求不裁州郡兵，又要求免百姓采珠之稅。司馬炎均予同意。155
總的來說，司馬炎麵對紛繁複雜的民族問題，因地製宜地采取了一係列軍政結合的措施，使南北各方的民族危機得以緩解，維護邊境的安穩。但由於周邊民族勢力強大及民族問題的複雜性，使大量的民族問題仍然存在。155
對待內遷少數民族的政策與措施
魏晉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民族陸續遷徙到內地，史稱“五胡內遷”。在魏末晉初，各族歸附者竟達“八百七十餘萬口”。司馬炎統治時期，以匈奴為主的少數民族內遷又形成一個高潮。這些內遷的“五胡”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東北、西北一帶，特彆是在關中、並州等地，逐漸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麵。其形勢如江統在《徙戎論》中所言：“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諸郡，皆為戎居”159
。
為管理入塞的少數民族，司馬炎在沿襲漢魏製度基礎上，有所更新：在對待內遷匈奴的問題上，司馬炎繼承發展了曹魏的“五部分治製”，既保留其原來的部落組織，“立其中貴者為帥”，又“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移入關中的氐族，由於其勢較弱，故得以保留部落組織，受部落豪帥的支配，但同時也要受郡縣管轄。155
對於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貴族，司馬炎注重安撫。如南匈奴左賢王劉豹之子劉淵，在洛陽為侍子，漢化程度較高，與太原王氏出身的重臣王渾交好160
。大臣李憙曾舉薦劉淵統軍平定秦涼之亂，司馬炎雖沒有采納，但後來亦未聽從齊王司馬攸之言除掉劉淵。劉豹死後，司馬炎任命為劉淵匈奴左部帥（後改北部都尉）。此外，西晉君臣還對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如劉宣、劉聰、慕容廆、李特等加以羈縻，以期緩和民族矛盾。大批內遷的少數民族深受漢文化影響，促進了民族融合。155
晉廷以接受統治的程度將少數民族劃分為“遠夷”和“近夷”兩種。遠夷“不課田”，以“戶”“人”為單位向政府繳納“義米”與“算錢”，較漢人負擔為輕；“近夷”雖同於漢人編戶齊民，但負擔也較漢人為輕。另外，漢族地主強迫少數民族為他們充當田客，甚至掠為奴婢，政府則常征調少數民族的騎兵，為他們作戰。泰始、太康年間，大臣傅玄、郭欽等人都提出“徙戎”建議，即把內遷的少數民族徙回原地。由於這一建議既很難辦到，又要使統治者喪失大量的勞動力和兵力來源，所以司馬炎沒有采納。而針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行為，司馬炎在上台伊始，即下詔禁止豪強募客，限製佃客數。但晉人對少數民族仍然存在著歧視與偏見，官吏對他們的欺壓、剝削不止，民族矛盾仍是日益尖銳。司馬炎死後不久，階級、民族矛盾爆發，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長期紛擾割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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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
社會
司馬炎對風俗習慣、文化道德方麵的建設很是重視。即位之初，他便派侍中侯史光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大臣荀顗等又奉詔製定《晉禮》及音樂，裴秀則負責“創製朝儀，廣陳刑政”，以此構建不同於曹魏的禮樂製度和規定。司馬炎還經常下詔，重申“以德詔爵，以庸製祿”的原則，並讓郡國長官經常巡行屬縣，“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舉薦“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之人，以倡導新的社會風尚和官德，恢複名教下倫理道德秩序，完成對人們思想意識、輿論風俗的控製。163
文化
主詞條：太康文學
在文學上，司馬炎統治時期出現“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二潘（潘嶽、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其中，左思門第不高，早年坎坷，但其《齊都賦》受到人們好評。因其妹左芬被司馬炎召進宮。左思移居洛陽，後決心寫出《三都賦》（三都即鄴、成都、建業），但感到自己資料缺乏，便請求朝廷提出擔任秘書郎，獲得準許。《三都賦》問世後起初不受重視，經皇甫謐、衛權、張華等人的推薦，引發轟動，留下了“洛陽紙貴”的典故。23
左芬也擅長文學創作24
，得到司馬炎的禮遇25
，常奉詔撰寫文章26
。
此外，司馬炎在位期間，《汲塚書》出土（具體時間有鹹寧五年31
、太康元年32
、太康二年33
等說法），其中包括著名的《竹書紀年》。司馬炎將之收藏在秘府，並命人加以整理、隸定，受命及主動參與整理的包括時任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著作郎束皙等
。
科技
西晉初年，在科學技術領域也有傑出人物。地理學家裴秀創作《禹貢地域圖》，並在該圖集的序中提出了“製圖六體”原則27
。“製圖六體”主要講求比例尺，方位和距離的準確性，大大提高了製圖的精確度，基本上符合近代繪圖規範，並迄今仍是測繪平麵地圖所必須遵循的科學原則。這在中國地圖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53
。醫學家皇甫謐，多次受司馬炎征召，但始終以患病為由推脫，司馬炎多次尊重了他的意願
28
；一次，皇甫謐向司馬炎借書，司馬炎索性贈送一車書給他30
。皇甫謐著有《針灸甲乙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學專著154
。